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想法，美国康奈尔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吴瑞立即向中国政府提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发展很快，中国要尽快培养这一领域的年轻科学人才。为此，他向美国近百所一流大学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说服它们接受中国留学生，最终促成“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的实施。
从1982年8月派出第一批55位学生，到1989年派出最后一批49位学生，该项目8年间共选拔422位学生赴美国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如今，许多CUSBEA学子已经成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专家，如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袁钧英教授、德克萨斯州大学西南医学研究中心生物化学教授王晓东，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席教授施一公等。
“现在，大家都认为CUSBEA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CUSBEA学子也成长为非常优秀的学者，那么，当年这些优秀的学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被选拔出来的呢？今天，我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回顾这段经历。”
2007年7月21日，在北京大学举行CUSBEA项目25周年庆祝会上，作为中方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生物系顾孝诚教授讲述了曾经参与CUSBEA项目的那些人和事。
［科学网 何姣 王丹红报道］ 2007年7月21日，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25周年庆祝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Richard Gumport教授和夫人非常希望能参加，但因Gumport教授生病住院而未能成行，然而夫妇俩还是在当天清晨通过电子邮件致信顾孝诚，请她宣读他们的回忆和祝福：
“非常遗憾我们不能出席这次盛大的CUSBEA纪念活动。自从1984年我们第一次去中国面试CUSBEA学生以来，我们一直想了解你们每个人在事业和生活两方面的进步。总的看来，CUSBEA项目显然大获成功，但这样笼统的评价会掩盖你们每个人的贡献。在过去这些年里，常常有年轻的中国学者走近我们，问我们是否还记得他们。说实话，我们一般是记不得了，因为时光飞逝如电，我们面试了太多的学生。但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重新认识你们，了解你们的成就、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种种冒险经历。我们很乐意听到你们的消息，“窃听”你们的生活。给我们写信吧。”
“你们大概早已看到，科学是一项奇妙的人类活动，它可以把素不相识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由于中美双方创立者的一系列创举和不懈努力，CUSBEA项目成为了一项国际性的事业，将两个国家的科学家紧密联系在一起，造福两个国家。这很好地证明了地球两端不同的两群人，完全可以通过合作造福世界。我们有幸参与这项事业，感到无比荣幸。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忘了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一句名言：“智者属于所有的国家，因为伟大灵魂的家园是全世界。我们衷心预祝这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很遗憾我们不能亲自与会与你们当面交谈。”
图片说明：伊利诺伊大学Richard Gumport教授
参加了1984、1985、1987、1988四届CUSBEA的面试
日前，顾孝诚教授在北京大学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回顾了当年在地球的两端为CUBBEA项目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包括北京大学的叶宁女士和参加面试的几位美国教授和他们的夫人。顾孝诚说：“我想念并感谢他们。”
图片说明：张龙翔（前排左一）、顾孝诚（前排中）与CUSBEA学子合影
（图片来源：顾孝诚提供）
1981年3月24日，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的吴瑞教授和戴碧瑾助理教授联名致信中国教育部时任部长蒋南翔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提出设立CUSBEA项目、选拔优秀的中国本科毕业生赴美国接受博士训练的想法；同年4月至5月间，两人又联络50多所美国大学，询问它们是否愿意参加CUSBEA项目，40多所大学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1981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教授向严济慈介绍了吴瑞的初衷，严济慈敦促中国政府相关部门邀请吴瑞到北京细谈。因为当时科学院研究生院没有资助这类项目的经费，教育部毫不犹豫地承担了对这一项目的资助。
1981年5月15日，教育部正式邀请吴瑞到北京商谈，7月1日，教育部将执行CUSBEA项目的责任委托给北京大学校长、生物化学学家张龙翔教授，并决定该项目是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计划的一部分。
而这时，北京大学生物系副系主任的顾孝诚教授对这一切一无所知。“1981年初夏的一天，骑着自行车的张龙翔校长在北大的校园里碰见我，跳下车来，兴奋地对我说，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请他做CUSBEA项目中方协调人，他正在寻找一位帮手，问我是否愿意。尽管我什么也不知道，但还是一口答应：‘好吧，跟你干’，我就这样与CUSBEA产生的联系。”
张龙翔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2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1944年回国，1946年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并在化学系首度开设生物化学课程，1952年与生物化学家沈同等共同在北大创办生物化学系。1948年，顾孝诚考入北京大学植物学系时，张龙翔正是她普通化学课的老师。
种种的因缘际会，顾孝诚成为了CUSBEA项目在北京的“首席执行官”。
“为这事我可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当吴瑞在美国忙碌时，顾孝诚则在地球这一端忙碌。
“CUSBEA只是我的副业，为了这事我可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今天我也并不以此为荣，因为这是为国家做点事，我也不后悔，因为我觉得这是值得的。”顾孝诚说。
电报是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传递的主要工具。每年3月28日前后，当美国大学决定录取某位CUSBEA学生时，就会通过电报通知张龙翔或顾孝诚，有时一位学生会被2个以上大学的录取，但也有学生没有被任何一所大学所录取，为了保证每位学生都能被录取，CUSBEA委员会会对这种情况做适当调整，甚至启动第二轮申请和录取。
“那个时候北京大学还没有传真机，为了打个传真，我要跑到复兴路的电报大楼，而且中美有12小时的时差，我必须晚上过去，保证他们早晨上班收到传真。反正我从来没有耽误过任何一件事。好多年后北京大学才有了一台传真机。”
顾孝诚还要到北京机场接送面试的美国教授。“美国教授的飞机都是晚上到，而且那时的国际航班没有不晚点的，只要我在，我都去接送他们，也因此和这些教授成为终生朋友。”CUSBEA学生还需要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为期半年或一年的英语集训，并在那里向美国大学提出申请。顾孝诚也因此经常到广州。
“现在的孩子申请外国大学，都会自己下载表格，那个年头没有申请表可下载，而且学生们拿到申请表了都不会填，头三年都是我和秘书叶宁到广州去一个个教他们怎么填。其中有一个学生来自海南岛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他可是那个学校开天辟地第一个出国留学的人，他写信来求救，我们也愿意帮忙，但当时没有办法，太远了，我们没法去海南，他也没法到北京，后来还是在广州集训时帮他填了申请表。”
“学生出国后什么事都来找我，要转学的、回国与未婚妻结婚的，但当时的政策是研究生不能结婚，我对他们的事基本上都是有求必应，尽我所能为他们做事。因为我觉得你让人家念书，希望他们成材，那么就应该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生活条件，人家在国外都读了两年了，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还不让他们结婚，不就把人家搞散了吗？”
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任务呢？“因为我深知文化大革命十年对高等教育的破坏有多大!我深知！那时候说了好多年的‘四化’，可是文革十年不但没有实现‘四化’，而且还更加倒退了。那时候你只要是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你就愿意让你的下一代受到良好的教育。”顾孝诚说，“你问我为什么愿意接这个活儿，我觉得很简单，这是我们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北京大学就是应该做这件事。”
怀念叶宁
图片说明：叶宁
1983年，为CUSBEA而忙碌不已的顾孝诚需要一个帮手，她看中了在北京大学动物房做饲养员的叶宁，于是调她来帮忙。那一年叶宁24岁，她共参与了7届CUSBEA的工作。1992年，年仅31岁的叶宁因乳腺癌去世。
“我至今很想念她”，15年后的今天，顾孝诚含着眼泪、哽噎着谈起这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女孩：“她去世时只有31岁，那年我62岁，今年我都77岁了，我非常怀念她，尊重她。我愿意说这个项目有叶宁很大的贡献。当年，她和那些学生的年龄差不多，而她只有中学文凭，命运和他们迥异，她没日没夜地帮助这些学生填申请表、办护照、办签证，送他们出国，从来无怨无悔。”
叶宁是“文革”时候北大附中的高中毕业生。“她上中学时成绩很好，但她妈妈得了一种遗传病，她伺候妈妈好几年，学习给耽误了，没考上大学。”顾孝诚说，“她是在妈妈去世后顶替她妈妈的职位来北大的，那时我正好缺一个帮手，就把她找来帮忙。她就这样一直跟着我。刚开始时她真的什么也不懂，可她聪明又非常勤奋好学，到后来，好多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办了，她一个人能应付与近百所美国大学的联络，她甚至还可以独自去广州帮那些学生填表。她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可爱的一个秘书。”
直至去世，叶宁的名分仍然只是工人。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北京市出台了一个政策，允许她这类人参加补考，考试合格者就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文凭后，可以有资格申请从工人提干。这种考试连续进行了三年，但每次的考试时间正好是CUSBEA大忙的时候，她却从来没有要求请假参加考试。
顾孝诚觉得对不起叶宁，她在考试的最后一年对叶宁说：“小叶，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好好准备准备，我给你一个月的假。”叶宁说：“顾老师，不必了，这活儿不是一个人干得下来的。”
1988年是CUSBEA这个项目的最后一年。顾孝诚请求教育部同意，免费让叶宁到广州跟着CUSBEA学生学一年外语，让她有一技之长。叶宁9月份去广州，“国庆”过后就写信给顾孝诚说：“顾老师，我病了，我要回北京。”
叶宁患上了乳腺癌，在北京做了手术，但是三年后复发，一年后去世。她生病时顾孝诚曾经特别对她说：“我真后悔，没让你好好考试。”叶宁说：“我不后悔。”
顾孝诚说：“我觉得叶宁一辈子对公对私她都无愧于世界。最可贵的是，她一辈子勇敢，生病以后还跟着我干，直到最后实在干不动了才停下来。她一辈子没有结婚，因为她比较胖，她男朋友的妈妈嫌她不够漂亮。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图片说明：哈佛大学医学院Manfred Karnovsky教授
参加了CUSBEA1981年、1982年、1986年的面试
（图片来源：顾孝诚提供）
CUSBEA创办之时，中美刚结束了30多年的隔离，彼此间还十分不了解，GRE和TOFEL考试尚未在中国展开，为了顺利打开美国大学接收优秀中国学生的大门，吴瑞在与中国教育部的协商中坚持按美国大学的标准考试：第一，由美国大学出考题，学生用英语答题，第二，由美国大学的教授对考试合格的学生进行面试。
“面试通常是由两位美国教授负责，教授们主要评估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学习能力，教授的夫人们则考察学生们的个性、对美国文化、历史的了解等，然后，再根据学生的特点和爱好向学生建议申请的大学。”顾孝诚说：“这些美国人为中国人民做了太多太多的好事，除了吴瑞之外，我还要感谢这些人。”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Manfred Karnovsky教授和夫人参加了首届CUSBEA学生面试，Karnovsky夫人是心理学者。Karnovsky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他的资历深，经验丰富，他曾做过哈佛医学院的生化系主任、哈佛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人也很好。他在这些面试的教授里面好像是个头儿一样，实际上他是帮着吴瑞做把这个事情做下来了。”
但当初吴瑞并不认识Karnovsky，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呢。顾孝诚说，吴瑞要做CUSBEA，就要在美国的华人中找线索，商量哪个美国人可以帮忙做这件事。于是，他找到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林继俭教授。林继俭的父亲林存规教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林继俭当年在北大也是学法律的，20世纪50年代初到美国哈佛医学院改学了生物学，他的老师就是Karnovsky。Karnovsky很喜欢林继俭，极力推荐他留在哈佛医学院工作，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很不容易的事。林继俭还曾出任过哈佛医学院微生物系主任，他向吴瑞推荐了Karnovsky。
为什么这些美国教授愿意这样帮助中国学生呢？“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顾孝诚说，“但回想起来，我觉得这种项目在美国能够顺利进行，原因之一也许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他们的国家概念不像欧洲人那样特别强，美国的教授们保持着移民国家的属性，有一颗好奇心，富于冒险，什么新鲜事都喜欢干，这是一种民族性格。”
“Karnovsky这个人非常开放。他的祖上是俄罗斯的犹太人，他父亲是学药的，早在苏联成立以前，犹太人处境糟糕，Karnovsky全家就逃到南非去了，所以Manfeld Karnovsky是在南非长大的，在美国受的高等教育，他在哈佛医学院念书，一辈子在那里工作，工作也很出色。”
从1981年到1986年，Karnovsky夫妇参与了 3届CUSBEA学生的面试。1998年，80岁高龄的Karnovsky因脑癌逝世。哈佛医学院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资助优秀国际学生到哈佛念书，当时大家猜测，其中肯定会有名额是给中国学生的，果然如此。哈佛发现中国学生的质量很好，后来CUSBEA学者之一、哈佛医学院教授施杨每年都来中国面试学生。
今年，哈佛医学院为纪念林继俭去世一周年举行追思会，Karnovsky夫人将追思会的材料寄给了顾孝诚，她在信中写道：“CUSBEA这个项目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这个项目不但改变了这些学生的一生，也改变了我们这些参与人的生活和命运。”
康奈尔 康奈尔
图片说明：康奈尔大学Keith Moffat教授
参加了CUSBEA1981、1982、1986年三届的面试
（图片来源：顾孝诚提供）
CUSBEA确实改变了顾孝诚的生活，她和许多CUSBEA学生和教授们成为终生的朋友。
顾孝诚的父亲顾振早年考取“庚子赔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他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系学士学位后，又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回国参与铁路建设，曾做过京奉铁路的局长、天津开滦矿务总局的中方总经理等职。但是，顾孝诚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她对父亲的过去知之甚少。
1985年，顾孝诚访问康奈尔大学，接待人之一是面试第一批CUSBEA学生的康奈尔大学Keith Moffat教授。Moffat因CUSBEA项目而结识顾孝诚，并得知她父亲曾留学康尔奈大学。这一次，他为老朋友顾孝诚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他到康大的校友档案馆，将顾振当年在康奈尔大学辩论会上获第一名的照片和文章找了出来；然后，又开车带着顾孝诚在校园里到处转，给她指出哪个是当年机械工程系的楼，哪个是留学生楼，他说：“我相信这一定是你爸爸当年活动的地方。”
在康尔奈与CUSBEA项目之间还有一段佳话。
1984年，CUSBEA项目加入了英语考试，英语试卷是由中国科学院研究院生的李佩教授出题的。李佩1947年赴康奈尔大学留学，李佩的丈夫、中国两弹元勋郭永怀则是1946年到康奈尔大学任教，是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创始人之一，两人带着女儿于1956年回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2007年7月，当李佩在家中读到《科学时报》上关于CUSBEA项目25周年庆祝会的消息时，她立即打电话索取顾孝诚的电话。因为李佩的父亲留学回国后也曾在天津开滦矿务总局工作，和顾振是好朋友，两家当年在天津时就认识。李佩和顾孝诚这两位老人在电话上谈了很久。
图片说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医学院 David W. Allmann教授
参加了1983、1984、1985、1987四届CUSBEA面试
采访快结束时，顾孝诚说：“如果想写可纪念的人，我还愿意给你们讲一个人：美国印地安那州立大学医学院的David W. Allmann教授，他和太太真了不起，他们参加了4届CUSBEA学生的面试，这个项目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从此爱上了中国人。”
“每当Allmann知道CUSBEA的某位学生要到印地安那州大学留学后，他和太太就会与这位学生联系好，自己掏钱先把学生宿舍的房子租下来，将厨房里的炊具、油盐酱醋都买好，然后开车到机场将学生接回来，看他做出第一顿饭吃下去，知道这学生不会饿肚子了，才离开。Allmann教授说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独立生活能力不强，而且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 更不适应。学生刚到美国时上课听不懂英语，Allmann太太就亲自免费给学生们补习英语，直到他们能听懂为止。
“Allmann夫妇后来多次来中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来中国多少次都记不清了，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喜欢来中国？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民真好，中国学生真好。’”2007年，Allmann因肺癌去世，去世前他告诉顾孝诚，有一位CUSBEA学者已经在印地安那州立大学医学院做系主任了。
2006年，印地安那州立大学校长率团来北京大学访问，顾孝诚正好要到美国探望女儿，临行前，她叮嘱负责接待工作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副院长顾红雅说：“你一定要向校长说说，Allmann教授有多好，对中国人民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同时还给顾红雅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谈了她所认识的Allman教授和太太。结果，顾红雅在接待印地安纳州大学代表团时将这封信念了一遍，还给了他们一份。当时在场的美国校长和教授都大为感动，说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学校有这样一位教授，与中国人民这么友好。”
顾孝诚说：“我总是尽力，凡是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年轻学者、对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有过贡献的人，我都感谢并纪念他们，我还想方设法让大家知道他们，特别是那些做过贡献而却始终默默无闻，无缘出名、更谈不上受奖的同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