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在现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中都是最基本的商品。但当它里面混入了三聚氰胺并被媒体曝光时，它的商品属性就开始变得模糊了。一袋奶粉的含义因此变得耐人寻味。

 

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以来，政府从顶层开始，以垂直联动的方式强势介入，启动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对患病婴幼儿全力免费救治，在奶制品市场刮起整顿风暴，有关部门对婴幼儿奶粉生产和奶牛养殖、原料奶收购、乳品加工等各环节开展调查，查明事件真相。

 

在历次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之后，类似的问题解决模式不止一次出现。三鹿事件的解决仅是其中最集中的一次展现。然而，和历次公共安全事故一样，三鹿事件折射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缺陷，以及强势的政府、失效的市场和缺位的公众，这些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角色失衡，并非短时间之内紧急状态下的解决方式所能奏效。

 

食品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是公共食品安全的监管者和守护者，从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食品安全列入立法计划，到食品安全问题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主要内容，紧接着《国家食品药品安全“十一五”规划》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2007全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方案》，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不可谓不重视。

 

然而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从未消停过，甚至波及“中国名牌产品”、“国家免检食品”，政府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不言而喻。虽然有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但显然这些标准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严格的执行。

 

政府监管之失必然会在后期查处时耗费巨大的行政成本，不仅如此，它要付出的代价还包括一个数十年成就的大型民族企业品牌的倒掉，甚至是一个行业的兴衰；更让人遗憾的是，2007年刚刚在国际上“正名”的“中国制造”再度陷入危机。而一再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已经危及公众消费信心，甚至侵蚀到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底线。

 

所幸在三鹿事件中，政府执政高层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严正立场一以贯之。从行业整肃，到高官问责，政府公信力得到再度确认，公众亦从中看到了维持日常消费的信心。

 

一袋有毒奶粉让三鹿集团积数十年之功缔造的“品牌形象”在短短数日内轰然倒塌，让人感慨良多。就在数月前，三鹿达到了国内奶品企业所能达到的荣誉顶峰。其“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荣获国务院授予的、代表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最高奖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三鹿使中国奶品企业首次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领奖台，成为整个中国奶品行业的光荣。

 

显然，一个过分看重自身利益，忽视社会公德，没有把消费者的生命与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企业，这些无尚荣誉不过是其种种欺世恶行的幌子而已。

 

当毒奶粉查处风暴刮向整个行业，波及几乎所有的国有大品牌奶制品企业时，也让人们看清楚这是一个只以赚钱为目的的市场，对这些企业来说，市场远比诚信更“值钱”，把产品卖出去是关键，卖给谁并不重要。这样的心态正是导致企业公共精神和社会诚信缺失、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源。

 

在毒奶粉事件中，公众自始至终所处的弱势地位十分明显。

 

许多家长纷纷带着婴孩到医院检查，有不少外省的患者由于不相信本地医院，专程赶到北京的医院加入了排队的长龙。市场上进口奶粉被迅速抢购一空，有条件的消费者甚至专程赴香港买进口品牌奶粉。失望与愤怒，甚至有些恐惧的情绪攫住了人们的内心，网络上充斥着大量愤怒而激烈的言论。

 

在信息残缺、市场不规范和制度不健全的时代，公众之于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唯一的应对办法，或者正如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指出的那样，成为“趋于精明甚至是全知全能的消费者”，然而由于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即使全知全能的消费者也会最终倒在虚假广告、官商学联合作秀的愚弄与宰割下”。

 

在毒奶粉事件处理过程中，政府力量的强力介入，几乎全权为受害消费者“代言”，尽管这不失为紧急状态下安抚公众情绪、平息事态的有力措施，但如何放手让公众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去并享有应得的全部知情权，以有利于更快地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建立讲诚信的公民责任体系，打造一个取信于民、服务于民的社会，才是政府深谋远虑之所在。

 

或褒或贬，媒体已经成为三鹿毒奶粉事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一档电视栏目在网络上成为众矢之的。2007年9月央视“中国制造”播出首集——《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对三鹿集团“视产品质量为生命”赞誉有加。这在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后俨然成为网络上的一个冷笑话，有网民戏称：现在看来，1100道检验工序也是白搭，如果减少1099道工序，只须加上一道“良心检验工序”，食品安全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同样绕不过去的，还有涉嫌被三鹿“危机公关”、删除企业负面新闻的百度，这个昔日的搜索权威，其社会责任同样遭受网络舆论的质疑。而第一个公开报道三鹿毒奶粉事件的记者简光洲及其所在媒体，则得到了公共舆论的一致尊敬。此外，一些地方媒体在此事件中选择沉默，甚或遮遮掩掩不敢直面本地污点企业，受到舆论诟病。

 

公义，还是利益？媒体的选择前所未有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媒体在市场化生存环境中无疑会受到资本的引诱，但同时作为社会公器，它必须担当起守护公义、坚守公共价值的角色。

 

盘点三鹿毒奶粉事件中的各种角色，其背后折射出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值得深思。一个合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既不是政府一家为大，也不是企业自由市场竞争优先，或者是公众舆论肆意横流，而找不到正常的出口。它应该是三者的竞合联动，形成和谐三角。

 

在公共管理专家看来，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快速发展期，也是社会综合风险的高发期。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不是简单的管制，单一依靠政府监管往往会挂一漏万，其本质在于激发社会各个参与主体的良性互动。

 

在一个良性互动的“和谐三角”模式中，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理应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力度，在法制框架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预防危机的发生，既不应该成为企业产品的“担保者”，背负起无限责任的巨大风险；也不应事事亲力亲为，挤压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空间。

 

相应地，企业应该建立相应的公民责任体系，为全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产品和服务。利润固然是企业天经地义的追求，但它的道德底线无论如何不能被突破。希望绕过公众直接与政府打交道，寻求权力与资本的垄断，也应该在杜绝之列。

 

对公众而言，应保障其在危机事件面前第一时间获得应该知道的信息，而且随时可以向政府和企业提出质询，保证拥有随时可以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但同时也要用理性的态度和平常的心态来面对危机，毕竟在风险社会中，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应该成为最基本的科学普及理念。

 

具有公信力的媒体则应引导社会舆论向危机消解的方向发展，使全社会应对危机的舆论氛围向常态方向发展，经由充分的信息公开和讨论形成各个利益攸关方共同行动的价值取向。这将是推进危机管理长远发展的途径之一。

 

公共事务的危机管理是一个新的社会命题，它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市场的事情，更是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事情，只有多方联动，才会寻找到危机事件的最佳解决方案。

 

《科学时报》 (2008-10-8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