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出生在省城——江西南昌市，可全家8口人的生活就靠在邮局当普通职员的父亲来支撑，童年的生活并没有给林皋留下多少幸福的记忆。然而，到1936年，江西被日军侵占，全家人就连清贫的生活也保不住了，只好开始长达十年的逃难生涯，到1946年，林皋才和家人回到南昌。也正是这一年，林皋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10年的颠沛流离，始终没有把自己的学习搁下，这就是年少时的林皋，以一种极端艰难的慢跑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马拉松冠军。

 

在清华期间，身边的同学都很优秀，自己排名中游，林皋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不过，对于经历过前一场马拉松的他来说，重要的是坚持学习，而不是忧虑自己的“地位”。于是，他的学习成绩每年都能上一个台阶，到了毕业的时候，成绩已经排在班级最前列。

 

毕业分配到大连理工大学（时为大连工学院）后，正值中国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林皋在1951年底被学校选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学习。由于国家需要，1952年暑期后，他自愿中断了学习，到机场担任工区主任，直至半年后将机场建成才返回学校学习。这个时候，林皋又面临一个问题，即学习已经比同学晚了半年，怎么办？“那就努力赶上去！”努力的结果是研究生班毕业时，他被评为全班唯一的一个优等生。

 

回到学校工作以后，学习还在继续，因为很多知识都需要林皋不断地攫取，以充实自己的专业素养。即便是在“文革”被审查的七八年时间里，林皋在自己能支配的时间里，都要工作到深夜，思索着解决白天实验中遇到的问题，为第二天的实验提供方案。“那时由于受到的干扰挺大，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看书、研究，所以可以由我自行支配的那段晚上时间，真是太宝贵了。”

 

而对于一些相关的国外专著、论文等，林皋更是以一种“啃骨头”的精神来消化吸收。从在哈工大的研究生班学习俄语（此前学的是英语）开始，到能和苏联专家对话，再到后来的日语等，林皋通过挤出来的时间，硬是掌握了这些工作中所需的外语。

 

 

学习上的努力，为林皋奠定了一生的科研基础。由于表现突出，从研究生班毕业才两年，林皋在中国力学权威钱令希教授和戴宗信教授的支持下，勇敢地挑起了一项研究工作的重担。

 

据林皋回忆，1956年，广东流溪河上要兴建双曲拱坝工程，以潘家铮总工程师为首的专家提出了坝上挑流的泄洪方案。这种方案可节约大量工程投资；并使下泄水流远离坝基，保障了坝基安全，较当时国外的坝顶滚流方案技术更为先进。但挑流造成的水流脉动振动对大坝安全的影响则是工程面临的巨大挑战，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于是，在上海设计院遍访全国有关单位，还是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人选时，林皋挑起了这副重担。

 

虽然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林皋却充满信心。他领导研制了压制橡胶模型材料及中国第一台大型机械式振动台，设计了水流脉动振动试验装置，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大坝抗震试验研究，并研制出了测量振动的电阻式传感器与电感式传感器，提出了研究拱坝振动的模型相似关系等。

 

从研制试验装备、测试仪器开始，直到通过试验掌握水流脉动规律，测量坝的动力响应，完成全部试验，林皋等研究人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得出了明确结论——挑流脉动振动不影响大坝的安全，为拱坝挑流方案得以实现提供了技术论证，如今该拱坝的实际运行情况也证实了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当时，有关研究成果在中苏朝蒙水利技术科学交流会上受到好评。前苏联《国外抗震》等书刊都给予他的相关论文很高的评价。

 

不久之后，林皋又接受了第二个挑战。1958年，土石坝抗震技术在我国技术领域几乎是空白。当时在云南强震活动区进行以礼河土坝工程建设时，林皋提出的研究方案得到了中国土石坝权威、刚从美国回来的汪闻韶院士的支持，汪闻韶从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给林皋派来了两名助手，协助他进行土工试验工作。

 

由于在中国还没有先例，林皋又要从零开始带领大家研究，从土壤的动力性能、砂土的临界孔隙率，到测量坝体的振动频率与惯性力分布，以及研制测量坝体变形的仪器，研究坝的地震变形、沉降和水库波浪等，还进行了各种坝型抗震性能的比较与有关抗震措施的研究。最终，研究成果对工程进行了恰当的抗震安全评价，所提出的抗震措施为工程单位所采用，研究报告被水利部选为对外技术交流资料。

 

此后，作为中国大坝抗震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林皋在不断的研究中完善和发展了大坝抗震理论、分析方法和模型试验技术。

 

 

在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里，林皋不断向科研高峰攀登。即便是身处逆境被无端审查、下放劳改的时候，他依然醉心于自己的工作。“那段时期，我始终相信科学的春天会到来，还我清白，还我热爱的科研事业，所以无论多难，我都告诫自己要咬牙坚持下去。”而始终在林皋心里盘旋着的一个梦想是：“我们是一个建坝大国，但我们还要向建坝强国挺进！”

 

林皋分析，以混凝土坝为代表，世界坝工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代表性的阶段。20世纪30～40年代，建坝中心主要在美国；20世纪50～60年代，二次大战后建设恢复时期，建坝中心转向欧洲；20世纪90年代以后，建坝中心则转向中国。目前，中国建坝数量、规模与技术难度均居世界最前列，修建的三峡等大坝更是闻名世界。

 

但是，面对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今年五次进川考察地震灾区的经历让林皋感受到，中国在抗震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尤其要加强地震前的各种防震、抗震工作。比如，在有的国家可以做到地震时人们不用外跑，因为建筑物的抗震性能较好，一般可以保障人身安全。在中国则要跑到安全的地方。其实，“现在抗震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建筑物具备抵抗强地震的能力，所增加的费用不多。目前人们舍得在室内装修上花不少钱，那么，花一点钱增加抗震安全性，我想业主们是愿意的。”

 

当然，面对挑战，林皋也充满信心。在大坝的抗震技术水平上，中国已经迈进世界前列。我国在西部强地震活动区正在建设和即将建设一批世界级的超高拱坝，坝高和设防地震加速度都超过世界上已建的最高拱坝——前苏联的英古里拱坝。我国还将在强地震活动区建设一批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坝。

 

因而，从建坝大国到建坝强国的实现，在林皋看来，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而是即将成为的现实。

 

《科学时报》 (2008-11-4 B3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