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蓝领工人干活，主要是身累。知识人上班，主要是脑累。为了对付身累，人们发明了各种机器。有了起重机，建筑工人轻省多了；有了插秧机，农民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为了对付脑累，人们也开发了各种方法与手段。有了电脑，文字处理容易多了；有了复印机，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写了。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使得人脑不那么累？至少有一条：简洁的文体，对于减轻脑累是很有作用的。

 

再放大了看一看这个问题。在物质世界，我们需要节能，否则就做不到可持续发展；在心智世界，是否也需要“节能”呢？要不要节约心智能量呢？怎样用简洁的文体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以免人家脑累？2004年第4期的《科技写作与传播杂志》（Journal of Technical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发表了美国田纳西大学英语教授、技术传播课程计划主任Russel Hirst的文章《赫伯特·斯宾塞的文体哲学：节约心智能量》（Herbert Spencer’s philosophy of style: conserving mental energy），探讨了这个问题。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英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Hirst的文章介绍说，斯宾塞一生的著述有500万字，其中涉及修辞学（Rhetoric，在很多场合下，我更愿意将这个词译作“论辩术”）的文字才25000字左右。因此，将他列为修辞理论家也许显得奇怪。其实，这样做并不过分，因为斯宾塞在32岁时就发表了题为《文体哲学》的小册子，提出了他的文体哲学思想，他在这方面是有深入思考的。Hirst在文章中阐述了斯宾塞的文体哲学的精义。他说，斯宾塞的《文体哲学》一书对文体学，尤其是对科技传播产生了显著影响。斯宾塞的这个只有一万两千多个词的小册子为什么在历史上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一是因为，他将传统的修辞学理论与19世纪当时的科学、技术与进化论的观念结合了起来，易于打动人心。二是因为，文体哲学是他宏大的“综合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们折服于综合哲学，也连带地接受了他的文体哲学。在那么早的时候，斯宾塞就天才地将人类心智描述成是一种符号处理机器。他认为，传播既涉及认知的维度，又涉及情感的维度。他还提炼出了有效文体的几个基本要素。《文体哲学》中值得我们今人注意的几个观点是：一切都应该简而又简，但不能简省得太过分；只要做到了表达得体、意思清晰，则用字越少，文章越生动；目前用信条的方式表述出的戒律，如能将其化约得像科学分类那么简明，则会更具影响力；在任何情况下，若能回答好“为什么”的问题，则人们会更加信服；语言接受的心理学机制还不是很清楚，有待深入研究。

 

200多年之后，我们现今的科技传播工作者做得怎么样呢？我们记住斯宾塞的提醒了吗？仍有不少人的科普文章有理缺情，打动不了人。仍有不少人动辄长篇大论，似乎篇幅能带来气势。仍有不少人善于总结“几要几不要”，但讲不清为什么。比如，一些科普文章说，菠菜豆腐不能一起做，又有人说，菠菜豆腐可以一起做。无论哪一种说法，它们只是纯粹的理论推导呢，还是有实验根据？这些文章似乎从来没有交代过。因此，我对这类科普文章中的说法总是很怀疑的。斯宾塞提出的语言接受机制问题，迄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为什么“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为什么在突发紧急事件中，权威的说法没人信，谣传却满天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相信显而易见的歪理？

 

我们21世纪的科技传播工作者得发奋努力啊！不然，斯宾塞老先生会很生气。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08-11-21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