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1999年起开始实行的高校全面收费政策，由于与之配套的“高校扩招”为大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因而具备了实践上的合法性。但从该政策在制定时所依据的“拉动内需、回笼货币”的经济性目的，以及在缺乏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仓促出台的背景角度来看，其隐含的不足和附带产生的消极性的“恶”则成为必然。

 

在法律上，这种面向学生家长的高校收费显然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高校学生一般在年龄上都超过了18岁，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他们在法律上具有与父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父母已经无须为他们的上大学承担经济责任，他们也没有权利要求父母为其上大学支付学费。以学生家长为收费对象的高校收费政策，却漠视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这个法律事实，强化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显然是有违现代法律精神的，并且不利于大学生建立权利和责任对等的公民人格。

 

在文化上，这种政策利用了人们在传统文化中形成的“望子成龙”、“读书做官”的人性弱点，以及在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家庭伦理观念，亦即供养子女读书，是父母应尽的责任，不管这个供养期为多长。这种观念以子女读书的神圣性，遮蔽了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权利和责任的界限，淡漠了大学生应该具有的经济责任意识，使其以为父母为其承担大学学费为必然，不利于他们自主、自强、自立人格的养成，加剧了大学中的“幼稚园大学生”及学生高尚人格修养怠惰的现象。

 

在经济上，这种面向学生家长收费的政策，将学生家庭经济收入的差异，带入到大学生的教育环境之中，制造了“贫困生”这个暗含歧视意味的称谓，既造成了大学生们在尊严和经济能力方面的不平等，又刺激和强化了学生及其家长的功利意识，使好学校——好工作——高收入，成为学生及家长的教育信念和目标。这种目标引导学生在学习中普遍采用技术性的学习策略，将“考各种证书”作为学习的目的，降低了学习的意义。而为了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学生毕业后往往立足于要在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就业，从而造成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人才的“马太效应”，使高教难以达到促进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面貌改变的效应。

 

从这项政策推行的社会实际效果来看，也表明其显然缺乏“完美”或“万全”的性质。该政策在客观上造成的“学生家长自杀、卖血”、“大学生弟或妹为其辍学”、“一些大学为追缴欠费而不准学生考试、注册以及扣留毕业证书”等现象，表明其在理论依据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尤其是潜伏着产生消极（并非故意）的“恶”的漏洞。这样的结果不仅与教育的品性相悖，也与正常的政策制定精神和宗旨不符。

 

众所周知，作为组织和主导社会活动的公共政策，其原则应该是瞻前顾后的，亦即不仅要考虑制定政策的原因，而且要考虑政策推行后的结果。追求“万全”良法，避免和杜绝“恶”法，是当代文明社会中政策制定的基本要求。虽然我们知道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无法做到“万全”，难以达到“完美”，但政策的制定者们不应该因此而松懈自己的原则，应该有追求“万全”、“完美”的理想和信念。只有最大限度地防“恶”和抑“恶”，才能防止和避免政策在主导社会活动时产生负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法制健全的国家中，有些法案在国会一拖再拖，有些案件在法院悬置数年的原因。因为那些对法治精神拥有敬畏意识的法官或议员们，深知一个带有“恶”的意义的判决或法案，对社会的危害是非常深重、深远的，所以应该慎之又慎。

 

具体到我国的高校收费政策上，我们宁愿认为政策的制定者们是善良的，其收费举措只是对国外大学收费的简单模仿，或者是基于解决高校经费紧张状况而不得已采取的权宜性政策。因为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是会基于“解决‘8万亿元社会游资会给社会造成通货膨胀难题’这样的纯经济诉求”，而利用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理，将他们的家庭储蓄用来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那一定不是正常的教育和政策思维。因为教育政策制定的核心理由，应该是基于教育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是基于教育之外的其他原因。

 

高教政策制定是一项系统工程，对其品质的反省有利于政策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说，既需要国家一些基本制度和社会风气的文明，又需要国家层次人事制度的进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的优秀人才参与到国家的政策制定工作中来，以全社会的聪明和智慧促进政策水平的提高。由于任何政策都是需要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因而进步、文明的政策必然需要由具有进步和文明素养的人来推动。所以，建立优秀人才人尽其才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是社会真正进步的关键。

 

《科学时报》 (2008-11-21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