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家有名车，网友多有表示支持的。公共舆论中，为“仇富”正名的努力就开始了。7月26日《燕赵都市报》有篇文章《仇富为何不仇袁隆平》，作者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靠合法劳动富起来的人，以及那些对社会充满责任和爱心的人，公众是绝不会‘仇视’的”。

 

“合法劳动”一说挺有趣的。劳动本就暗含合法的意思，从来也没听过“非法劳动”一说。“合法”一词，又暗藏机锋。当一些立法项目步履蹒跚，那些特权阶层和垄断集团，你也不好说他们的利益来源就非法了，但特殊的利益分配，一旦罩上“合法”的面罩，也有可能变成合乎情理的利益剥夺。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中，大多数人还是合法劳动的，但贫富差距还在拉大，而且是两级化。

 

我并无反对袁隆平的意思，但把袁隆平当成合法致富的道德楷模，再去驳倒“仇富”的论调，这多少显得简单化。“仇富”的调调有它的社会根源，仇富不仇袁隆平，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有那么多人正视、承认而且赞赏袁隆平这类“合法劳动”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的财富，但只要特殊的利益格局还没有被触动，仇富或者说是社会情绪，还是难以回归到理性的表达中来。

 

改革进程中，初始化的利益格局之调整，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利益调整的过程需要明细的规则，以渐次的努力打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仇富”总归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情绪，但社会情绪又多少能对既存的现实有所折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表达，以情绪之于理性的不对等，去代替利益分配的不对等、表达力量的不对等。

 

“仇富”当然是一顶大帽子，但“仇富”的情绪，有时的确能僭越公域私域的界限，把财富累积、消费的社会性问题，转化为某些人的财富道德问题。旅美学者薛涌曾经撰文为仇富正名，他说：“官员腐败，特权阶层和垄断集团挤兑公共空间。贫富悬殊已然形成，畸形的利益格局对普通大众越来越不利。”我想补充一点，“仇富”本身确也存在挤兑私人空间的嫌疑，并非每一个“合法劳动者”都能享受袁隆平的舆论待遇。

 

（肖畅：武汉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