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大著名学者贺卫方转教浙江大学法学院所引发的浙大法学院“教授治院”话题，在媒体上引起了一轮新的关于“教授治校”的讨论，对其肯定和质疑的声音都引人注目。笔者与许多赞赏这个现象的学者一样，期待他们的改革能够如一些记者所言，“成为中国大学改革的突破口，为僵化和封闭的大学制度开创通往现代大学制度的理想途径”；同时又理解质疑者们的意见，在教育行政机构缺乏改革意愿和动力的背景下，以一个大学中的一个学院“单兵独进”式地实行“教授治院”制度，成功的把握到底有多大，实在难以预料。而一些媒体在报道时都冠以“理想实验”的字眼，可见人们对其前景并不乐观。

 

人们之所以对这项制度的前景不乐观，是因为管理体制改革是大学中的大事，其举措既应该有理论和逻辑方面的合理性，也应该有制度及程序方面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特别是这项对浙大管理体制而言不可谓不重大的改革，起码在名义上，是应该由本校教代会通过并授权的。然而，遍查各家媒体关于浙大法学院体制改革的报道，均未见到相关的文字。

 

众所周知，民主管理制度的实行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人们是需要为此付出努力甚至是代价的。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作为一种民主管理制度，既是一种制度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是一种大学人的生活方式。它不仅需要引进或借鉴，更需要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生长、完善和成熟。“教授治校”制度在实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问题，遇到各种困难，若无坚实的法律基础和文化条件支持，没有一大批大学人执著地坚持和精心地建设，是难以达到理想境地的。有些学者从经济维度的所有权观念出发，认为“教授治院”的关键是“财权”，认为只要有真正的财权，其他事情就好办了。作者以为这极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财权固然重要，但若无制度方面的合法性，有些社会机构完全可以以“非法”的理由轻易地将这项制度废弃掉。所以，更重要的是“教授治院”的理论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有了制度的合法性，没有钱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筹集资金。另外，在“教授治院”的内部管理模式上，虽然我们充分地相信这些教授的修养和道德，但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教授的道德和境界上。这也是许多类似的改革活动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因此，在国家的教育法律和政策上确定“教授治校”的合法性，是社会各界应该合力推动的重要任务。

 

毋庸置疑，我国大学的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大学建设不能着眼于只建设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而应该着力于建设一个系统、开明、富有活力的大学体系。要建设无数所一流大学，首先需要一个良好的大学制度体系和文化生态。现代大学制度的样板很多，既有许多世界著名大学的制度可以借鉴，也有我国早期的优秀大学制度可以继承，所以，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已不应该仅仅是实验，而应该是坚决的、普遍的实践。我国现在的大学中新旧体制交织混杂，教育目标偏颇下移，价值观念模糊繁乱，体制弊端深刻广泛，根本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不改革就意味着社会文化资源和改革时间的浪费。现代大学已成为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策源地和加油站，大学的水平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也是国家文明和进步的文化和教育基础。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就必须有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并且是在本国良好的大学制度和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一流大学。由此看来，我国的大学制度改革已刻不容缓。

 

在期待大学进步的人群中，既有为“大学培养不出创新人才”而焦虑的老一代科学家，也有期待大学生能够具有“仰望星空”品格的国务院总理，更有无数诉诸媒体期待改革的大学教师和学生。无法想象，现实中问题缠身的我国大学，如何能够承载起引领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浙大法学院的改革给我们提出了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与我国现实的“行政性、集权化”的大学制度相比，“教授治校”的制度到底好不好？如不好，那何以国外的大学几乎一致地秉持这项制度。我国早期的著名大学也都因遵循这项制度而得益。如果好，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自己不好的制度而实行这项好的制度呢？二是对于世界大学实践都证明为是合理的制度，我们为什么要顽强拒绝或漠然视之呢？我们今天所纪念的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显著标志，就是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而用这个标准来检验我们今天大学的制度，就是哪一种制度有利于大学的发展、哪一种制度对大学的发展有好处，就应该实行哪一种制度，并为实现此目的而改革现实的制度。解放思想，就是打破影响进行这种改革的思想障碍，为改革开放开路。依据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有什么理由在大学制度改革问题上缩手缩脚呢？

 

《科学时报》 (2008-8-29 周末评论，原题《大学制度改革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