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到1978年中国科大南迁合肥，当时境遇之惨，以至于现在很多老科大人每每提起那段往事都声泪俱下。这一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变局，使科大远远地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而面对困境，科大人显示出的坚定毅力和乐观精神至今为人称道。

 

当年科大被安置在师生都已走空的合肥师范学院，这原是个文科学院，只设有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等系科，没有物理、化学等理工专业。所以，它的校园里没有实验室，没有工厂，没有足够的电源、水源、煤气等理工科系所必需的基础设备。除了几栋教室楼和学生宿舍外，科大在这里几乎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头建设。

 

最后离开临时落脚点——安庆马山党校的几位科大老师，临上车时，其中一位教师又匆匆忙忙折返回去，把楼道和房间里的所有灯泡都摘下来装在一个书包里。后来到了合肥，果然楼道和房间都没有灯泡，这位老师就从书包里掏出灯泡给大家一个一个装上，可见当时这位老师的细心，由此也可见当时科大的困难。

 

为了创造条件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学校决定在原来的基础上自己动手，建房、修路、建实验室、建工厂，重建家园。于是，平日里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教授们充当搬运工、装卸工、修理工，众多的仪器和大型设备全靠他们自己的双手搬运、安装和修复。地方太紧张了，就把厕所扒了，改建成实验室用来作研究；房间太小，就把楼道隔出小室，把仪器搬进去，做起实验来。这种景象，在化学楼、教一楼、112楼等随处可见。

 

1971年3月，科大成立了一个制砖厂。一直沿用至今的化学楼，用的就是科大老师自己烧制的砖。制砖厂的人员共13名，除了从合肥请来的一名制砖老工人以外，其余人都是从各系抽调来的被专政者、“黑八类”。其中包括陈希孺（后当选中科院院士）、钱大同（后来成为科大教授）、黄茂光（科大力学系教授）、朱兆祥（力学系教授，宁波大学首任校长）等。若按平均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而论，这个制砖厂绝不低于世界上任何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工厂。

 

师生宿舍也都非常紧张，刚到合肥只有6万平方米房子，在北京时科大有24万平方米的房子，也就是4家人住到一家去了；而这6万平方米中有的还是茅草棚，很艰苦。钱志道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到了合肥新址，再挤也不会少了校长的住房，他却主动和钱临照教授合住一个单元。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磨掉科大人始终未失去的苦中作乐、拼搏向前的精神。那一批科大人将永远是科大历史上最值得尊敬的一批。他们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演算公式，用板车和双手推出了教学楼，在满天烟尘的合肥的郊区，他们用自己足以折服所有人的气概、头脑和决心硬生生地恢复了所有曾经属于科大的荣耀。

 

钱临照是随科大下迁到合肥的院士之一，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20世纪）70年代下迁合肥，科大住房紧张，我与志道两家蜷居于一单元内，朝夕相处，笑谈如在目前。”曾肯成先生除了数学和诗歌之外，他还喜欢侍弄花花草草。他在自家楼前种的一棵树，起名 “扎根树”，表示要永远扎根合肥。

 

彭子城老师被称为“文革”的“有趣人”。当时由于受到“文革”时派性的影响，一般大学的公章都是由2至3人合管的。但在当时的科大，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决定只派彭子城老师一位管理，由于当时没有像样的办公室，他一个人要分管盖章、收发、出证明、送报告等，所以彭老师不能固定地坐着，只能揣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在校园里转。好在当时的校园也不大，人们很容易找到他。而凡是合乎情理的事，都可以随时出证明、加盖公章，所以办事效率极高。

 

经过多年的建设，科大校园已是满园芬芳、百花争艳。科大凭靠初期的精神积淀，开展了物质的重建，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开始了争创世界一流的长征。

 

《科学时报》 (2008-9-11 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