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笑话，讲的是一个人去看电影，由于迟到了几分钟，电影院的门已锁上。于是，他央求看门人：“只要给我开点空隙，我悄悄溜进去，不会影响别人的。”然而，看门人还是拒绝了他：“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只要一开门，里面的观众就会全部跑光的。”
如你所知，这只是一个笑话。然而，你也得承认，当笑话以一种诙谐的形式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它们又是真实的。只要你细心，就不难发现，这种“电影院故事”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最近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门”。
1月4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上“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选修课的最后一节课时，由于逃课学生太多而关起教室门辱骂学生，进而与一名进该教室取书包出门的非选修课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
关于“杨帆门”，网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方认为杨帆教授是捍卫“师道尊严”；另一方则以政法大学青年教师萧瀚为代表，认为“逃课是自由的象征”，真正该道歉的不是学生而是杨帆。支持者亦认为，学生逃课首先要检讨的是杨帆的讲课水平。不过，事情最后的发展的确出人意料。因为这件事，支持学生有“用脚投票”权利的萧瀚，日前“用脚投票”辞去了政法大学的教职。
“杨帆门”的发生不得不说令人遗憾。不过，这件事学生虽有责任，但最该反思的是教师治学与育人的态度。
在我看来，教书育人者应该将课堂当作一个与学生相遇的场所，一个在互动中倾听意见、共同成长的场所，而不是发布真理、摆弄权威的场所。一个教师，不能向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和不能从学生身上学到有益于自己创造的东西，都是十分失败的。
师道不是霸道。尽管我认同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管理，但在大学精神上却更能理解萧瀚所说的“上课点名只是为了认识学生”，而不是一种潜在的强制，其背后是“一日三省吾身”的责任心。一个教师课讲得不好又要强迫学生来听自己的课，对学生显然是不公平的。一方面，学生在这个学校浪费了钱，另一方面又因为必须应付对他没有意义的课而浪费时间。所以，有责任心的老师在看到学生大面积逃课时，首先会觉得难为情，并且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课堂上的含金量，而不是辱骂甚至将学生“关禁闭”。
其实，读过大学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逃课的经历。厌学只是一种，还有一种逃课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比如说我当年上大学时也经常逃课，这包括经验告诉我不会有收获的课。这样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去某位教授家里聊天，或泡一天图书馆。这种逃课并不丢人，更谈不上对师长与知识有什么不敬不畏。大学是一个学生开始自主生活的起点，如果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又有勇气不在某些死气沉沉的课堂里浪费自己的时间，逃课不过是一种日常自救。既救自己，也救教育。
“杨帆门”的发展，同样搀杂了一些荒诞的因素。
其一，在接受采访时杨帆承认自己在课堂上卖书和光碟：“我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选我课的人太多了，这样可以拦住一批人，让真正喜欢我的人来上课。”另外，事实上有少数人会中途违反承诺，不来上课，这样做实际上起到一个让他们造成损失，受到“惩罚”的效果。另外他特意强调“贫困生只要有院里的证明可以不买”。
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教授强卖自己的图书是为了过滤学生听课。更有意思的是这番辩解背后的内涵，即杨帆自己也认为卖给学生的书与碟不值那价，否则怎么会给逃课学生“造成损失”与“惩罚”呢？就这样转眼之间，那些书与碟便由挡截学生的护城河变成惩罚学生的刑具了？
其二，杨帆声称“这个事件现在已经很混乱了，而且已经上升到学校声誉，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地步”。“学校的声誉”或许勉强能凑上，只是不知道“国家安全”从何谈起？
透过这起冲突，如果真有“不安全”因素，恐怕也是教师剥夺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利，通过锁门进行绑架式教育，不知道尊重并宽容学生们内心的感受与抉择。
自“水门事件”以来，丑闻多以“门”命名，但它们通常都与门没有多大关系。然而，“杨帆门”事件却真真切切与门有关。通过开篇那个电影院笑话，或许你已知道“杨帆门”是道什么门了吧。
（熊培云 资深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