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顾孝诚说，吴瑞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是一次得来的，我是从一件件大事小情中逐渐了解吴瑞的，就好像一个拼图，很多碎片拼在一起，就得到了一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吴瑞。

 

 

“如果不是张龙翔校长来找我，我和吴瑞也就是一面之缘。”顾孝诚对记者说。

 

顾孝诚与吴瑞的缘分始于28年前。1980年，受北京大学当时的化学系主任孙亦樑教授的邀请，在中国刚刚打开大门后不久，吴瑞带着全家踏上了寻根之旅。受邀作陪的顾孝诚在北大未名湖畔的临湖轩第一次见到了吴瑞。顾孝诚清楚地记得，在那次会见中，孙亦樑对吴瑞说：“你父亲吴宪是中国生物化学的开山鼻祖，老一辈生物化学家都是你父亲培养的，你是不是也应该在这方面继承父亲的遗愿，为中国的人才培养做点事情？”

 

孙亦樑之所以对吴瑞的家学渊源如此了解，是因为他的夫人张迺蘅是当时北京医科大学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而张迺蘅的老师张昌颖教授当年就曾经是吴宪的学生。

 

顾孝诚回忆说：“后来有一天，我在博雅塔下面遇到张龙翔，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说，‘我受黄新白副部长委托，负责国家公派留美研究生工作，你愿不愿意帮我做？’”张龙翔时任北大校长，他所说的这个工作就是吴瑞发起的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也就是CUSBEA。顾孝诚就这样参加了CUSBEA项目在中国的工作。她协助吴瑞、张龙翔在1981年到1989年的9年间，选送了420余名顶尖中国学生赴美，在80多所著名高校学习生物化学或分子生物学。现在，其中的很多人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生物学家：王小凡、袁钧瑛、韩珉、施扬、吴虹、马骏、傅向东、傅新元、王晓东、金亦石、骆利群、吴虹、孙晓红、赵国屏……

 

因为CUSBEA的缘故，顾孝诚走进了吴瑞的生活，相似的年纪、相似的教育背景、造福中国的共同志愿让顾孝诚与吴瑞结下了终生的友谊，这种友谊历经28年的风风雨雨，直到2008年2月10日吴瑞因病去世。

 

 

历史的巧合、命运的捉弄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

 

“您是怎样知道这个噩耗的？”按照惯例，记者的采访是这样开始的。出乎记者意料，没有眼泪、没有叹气，顾孝诚笑着向我讲述了她所认识的吴瑞。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不时被笑声打断。

 

“吴瑞肯定不希望我们哭哭啼啼地纪念他。他不是那样的人。吴瑞虽然人不在了，可是他的精神还在。”顾孝诚说。

 

在北大，吴瑞精神的化身之一便是一年一度的植物发育与分子生物学前沿学术讨论会。

 

按照惯例，在讨论会开始之前要举办一个面向青年学者的讲习班。这个讲习班最早是1998年由邓兴旺提议的，因为今年正好赶上吴瑞80大寿，讲习班和学术讨论会筹委会就计划利用这次活动为吴瑞贺寿。顾孝诚说：“我们想请他参加会议，我就把邀请信寄给他，结果1月25号早上收到他秘书的回信，说吴瑞因心脏手术住院，2月11日又说刚刚去世了。”

 

“从他们发给我的Email看，吴瑞住院后发现5条动脉堵塞，马上做了五重动脉搭桥术。手术很成功，吴瑞恢复良好，并在1月31日出院，到一个康复中心休养。后来到春节前后，吴瑞忽然又感觉心律不齐，呼吸困难，重新入院治疗。医院诊治后说吴瑞恢复了正常。2月10号下午，吴太太和他女儿觉得他状态还可以，就回家休息一下，没想到很快接到医院通知，她们赶到医院的时候吴瑞已经去世了。”

 

“可是这个会我们还要照样开，以前是为了给他祝寿，现在是为了纪念他。我觉得不论是为了给他祝寿还是纪念他都很有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吴瑞在学术上有两大贡献。他是第一个成功建立了DNA核苷酸测序分析方法的人。他的方法为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就是水稻的转基因研究。吴瑞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水稻是中国食品供应的重要内容，因此他致力于水稻质量的改进，比如抗盐、抗旱、抗虫、耐寒等抗逆性研究。

 

其次，从1993年到1998年，顾孝诚等人连续组织过六届“海外及归国中国生物学者暨生物技术学术讨论会”，除了一次没来，吴瑞每次都参加，并带头捐款支持讨论会。而1998年开始的植物学研讨班和植物发育与分子生物学前沿研讨会吴瑞虽然没有到会，但也捐钱设立了讲席名额，用于邀请海外著名科学家来华参会。

 

据悉，为了纪念吴瑞，华人生物学家们正在积极筹划一系列活动，包括召开研讨会、出版纪念文集和设立一个基金会。“大家都同意，设立基金会是纪念吴瑞的最好方式。”

 

历史在延续，薪火在传承。

 

正像孙亦樑说的那样，吴瑞的父亲吴宪是中国第一代生物化学家。吴宪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1919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20年至1941年任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和主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在《中国科学：显著的发展和严峻的挑战》一文中评价：“奠定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协和医学院生理系的林可胜和生化系的吴宪，他们不仅自己有出色的研究，而且培养和带领了其他研究者。”

 

吴瑞的母亲严彩韵1923年5月获得美国哥伦亚大学理学院化学硕士学位，同年9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助教，是国内最早从事现代生物学及营养研究的女性。

 

吴宪去世多年后，吴瑞为了照顾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将母亲接到了身边。严彩韵说：“看来我也活不长了，你父亲还给我留了一笔遗产，我们把这笔钱捐出来，设立一个基金会，把你的名字也加进来。就叫吴宪吴瑞基金会。”笃信孝道的吴瑞当然遵命，但是他不愿意沾父亲的光，于是把自己的积蓄也捐了出来。顾孝诚说：“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他们把钱捐给了协和医院，用于培养人才。另一种说法是他们把钱捐给康奈尔大学了。当然，有可能是同一个基金会捐了两份钱。要知道，很少有人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把钱捐出来并且真正地花出去。吴瑞非常了不起。”

 

顾孝诚笑着说：“吴瑞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面带得意，他一向是非常低调的人，不愿意向别人宣传自己，但是他专门跟我提起这件事，说明这对他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我说：‘我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太勇敢了。’他说：‘反正我已经下定决心，不论是我自己的钱，还是我父亲的钱，都是一定要捐的。与其等我死了再捐，不如趁我活着的时候捐。活着的时候捐赠，我可以亲眼看到这些受益者是值得培养的人材。’”

 

吴瑞的捐款当时在康奈尔大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在康奈尔大学100多年的校史上，从没有收到过在职在岗还在工作的本校教授的捐款，大部分捐赠者都是校外的，或者毕业的校友致富后回馈给学校，还有教授死后亲人向学校捐赠遗产的。康奈尔校方说，吴瑞的行为是空前的，这是祖籍中国的学者的特殊风度。

 

康奈尔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苏珊·亨利（Susan Henry）曾经访问过北京大学。这位院长对顾孝诚说：“吴瑞在康奈尔德高望重。我此次出行前，校长对我说，你要是有什么关于中国的问题，就去请教吴瑞。凡是吴瑞告诉你的信息和建议，都是高级的。”

 

 

吴瑞对名利看若浮云、身外之物，从不眷恋。他就像一颗温润的种子，把自己牢牢地种在大地上。他创建的CUSBEA项目如今已如一棵参天大树，硕果累累，这些果子落到地上，长出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的栋梁之材。

 

顾孝诚说：“我觉得吴瑞是一个襟怀非常宽广的人，从来不居功自傲、不沽名钓誉。不论是当年成立吴瑞协会，还是开各种各样的会，我们都说，我们愿意使用他的名字，因为这是对他的尊敬，但是我们不愿意过度宣传他。CUSBEA项目的作用在于打开了一扇门，但是在中国这么多年出国留学的洪流中，通过CUSBEA项目出去的毕竟是极少数。所以我们不愿意画地为牢，把学术活动局限于CUSBEA学者。有些中国人喜欢占山头，我们不喜欢。”

 

1993年，吴瑞、罗明（首届CUSBEA学子）和顾孝诚等人召集了首届海外及归国中国生物学者暨生物技术学术讨论会，此次讨论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顾孝诚说：“1989年之后，中国政府与海外学者之间有一种隔阂，互不信任，1993年的这次‘破冰之旅’使这种隔阂渐渐地冰消云散，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

 

后来这个会议连续举办了6年，发展出多种功能，比如中国科学院、农业部、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各部委领导都专门到会讲政策、介绍国情、招聘海外人才、宣传政策法规、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对留学生而言，则是一扇了解国内政策和动向的窗口。再后来，通过这个会议达成的国内外研究合作也越来越多。此外，这个会议的很多成员后来成为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智囊团，很多人还做了基金委的项目评委。

 

顾孝诚说：“吴瑞做了许多不平凡的事儿，却给你感觉是个平凡的人。他用平凡的心态对待一切事情。有些老辈的华人，甚至更年轻的华人，在美国成功以后，对中国人的态度就和他不同，我是见过的。可是吴瑞对中国人之友好到了一种非常细致的程度，你可能承受了都不知道。”

 

顾孝诚讲了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事情。早年间，中国出国的人很少，出国的人也很穷。那时候凡是大陆人到了康奈尔大学，不管认识不认识，熟悉不熟悉，吴瑞都亲自接机送机，还请他们免费吃住在自己家里，因为吴瑞知道，大陆去的人经济上紧张，语言交流困难，又人生地不熟。受过吴瑞恩惠的人非常多，“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到感激他”。

 

顾孝诚还回忆说，吴瑞曾经组织过母语为英语的美国人和英语流利的华人学者帮助大陆学者修改论文，提供投稿意见等。凡此“小事”，不胜枚举。

 

CUSBEA学者在吴瑞的影响下，非常低调、不张扬。吴瑞、顾孝诚在组织会议的时候，努力避免突出CUSBEA，但其实CUSBEA学者一直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一批活跃的中坚分子，团结了一大批华人生物学家，一起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事情。

 

 

说到吴瑞频繁在家中招待中国客人，顾孝诚忍不住夸赞起吴瑞的夫人陈智龙（Christina Chan）：“Christina是天底下最善良最可爱的人，几乎可以说不像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家里里里外外一把手。吴瑞一年不知道要往家里带多少客人，都是她一日三餐伺候着，从无怨言。她比吴瑞更不爱张扬，从不出头。我们请吴瑞来开会的时候多次请他也带上太太，吴瑞总是说：‘Christina不喜欢旅行。’多么高雅的借口。”

 

吴瑞的岳父是国民党政府派驻欧洲的大使，二战爆发后，他先将妻子儿女送到美国，自己脱身前往美国的途中就在海上消失了。吴瑞的岳母一个人带着孩子们在美国奋斗，所以吴瑞也非常敬重他的岳母，安排岳母住在离家不远的一处住所，方便他们夫妇照顾。吴瑞曾经骄傲地对顾孝诚说：“我的孩子们多么幸福，他们身边有两个祖母！”

 

吴瑞夫妇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吴树娴（Alice Shu-hsien Wu）专攻语言，硕士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任教，儿子吴树本（Albert Shu-pen Wu）康奈尔医学院博士毕业，现在瑞士日内瓦行医。顾孝诚每年都会收到Alice全家亲手制作的贺年卡，顾孝诚说：“从贺卡上看，吴瑞在孩子们眼中就是一个老伙计、好伙伴。”

 

的确，不熟悉吴瑞的人很容易想当然地以为吴瑞就是一个好老头儿。在他灿烂的笑容中，人们看到的是孩童般的真诚、坦率和谦虚。但是，用顾孝诚的话说：“你以为他傻吗？不，他一点也不傻，他对人情世故、各种手段诡计知道的绝对不比任何一个人少，我曾经亲眼见他面授机宜给年轻人。但是他有他的做人原则。他什么都懂，但是他从不耍手腕、不走邪门，老百姓不是有句话，‘修行到那个份儿上了’。”

 

吴瑞的另外一个美德是他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不论老幼尊卑，在他面前总是感到那么舒服，如沐春风。顾孝诚说：“我经常见他与中国的部长和普通老百姓交谈，他也始终是那个态度，不卑不亢，谦和平易。”

 

吴瑞有一句名言。他一个很喜欢的学生吴虹也是CUSBEA学者，吴虹曾经问他：“现在美国教授没有强制退休制度了，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吴瑞说：“什么叫退休？退休就是你天天来办公室工作，然后哪天不行了死在你的办公室就是退休了。”

 

吴瑞实现了他的梦想，勤奋工作，克己爱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顾孝诚说：“其实我想，他是死得其所。从入院到去世，不过短短的半个月，没受太多罪，这也是他的功德所至吧。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悲伤，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还照样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