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重大科学发现和原始创新成果产生于大学？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科技、科协界联组会议上发表见解。

 

顾秉林阐述说， 世界上一些科技先进国家，正是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通过政府或社会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建立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聚集和培养高水平学者开展前沿基础研究和高层次学术交流，从而持续不断地取得影响世界科学、技术、社会的重大研究成果，诸如获得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

 

顾秉林举例说，由美国联邦政府投资、设在美国加州大学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后培养出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由民间捐款支持、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累计走出19位诺贝尔奖、32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在1901年—2001年的100年间，世界一流大学囊括了75%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含文学奖与和平奖)。

 

顾秉林说，最近10年，诺贝尔奖在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学领域一共颁发了101个奖项，超过77%的获奖者的工作单位是大学，而2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则全部来自大学。

 

顾秉林认为，重大科学发现和原始创新成果产生于大学，有其内在必然性：首先，大学从来就是追求真理、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有相对单纯的学术环境；第二，大学集聚了大批高水平学者和充满创新活力的优秀学生；第三，大学拥有跨学科的研究平台和环境。顾秉林说，正是这些特性，使得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极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那么，中国高校如何能够孕育相当于诺贝尔奖等学术最高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培养造就出一批世界级学术大师？

 

顾秉林建议：第一，政府在转变科技投入管理与调控机制的基础上，应加大对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研究型大学的支持力度，发挥其在基础研究中的优势和潜力；第二，高校自身必须加快体制、机制的创新；第三，高校教师需潜心学术研究——社会和学校创造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固然重要，然而创新火花往往来自于某个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灵感”，能否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关键取决于教师自身有没有献身科学的理想抱负和责任感，能不能“十年磨一剑”地潜心学术、埋头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