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的建议很有道理。试想，一个“具备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应该已经受到严格的资质审查，难道在此外，医保定点还需要什么更加特别的资质保证吗？所以，这道“门槛”的设立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非常赞成王旭东的意见：凡是具有医疗从业资质、执业范围符合医保内容的医疗机构，都能从事医保业务。特别是小医院、小门诊，这些医疗机构具有点多面广、门诊收费相对较低等特点，可以方便患者就近诊疗。

 

由此联想到，现在很多卫生部门的官员和大医院的院长都在抱怨老百姓喜欢拥到大医院看病，使大医院人满为患。然而，需要追究的是，老百姓这样的“坏毛病”究竟是怎样培养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定点给“定”出来的。医疗定点并非从医保始，实际上在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时期就开始了。在计划时代，老百姓是没有选择权的，上面给分配到哪里就是哪里，这与计划经济倒是合拍。改革开放后，定点医院可以选择了，但只能选一个。开始是单位选，单位当然要为自己的干部职工选一个“好医院”，一般来说都是“三甲”大医院。后来开放到个人选，那当然还是要选“好”的、“大”的，因为规定只有在定点医院看病才能报销，万一生大病，可不就得上“好医院”、“大医院”。但是，这也使老百姓看个头疼脑热、伤风感冒都得上那定了点的“好医院”、“大医院”。天长日久，这就成了一种习惯。

 

儿时在上海，好像生病都是到地段医院看医生的。那时的地段医院由原先的联合诊所发展而来，而联合诊所又是由以前的私人诊所联合而成。所以，地段医院还真有有水平、有人气的“好大夫”。回想起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说从未进过大医院看病（当然也没生过大病）。归根结底，按某些官员和院长的说法，老百姓现在不论大病小病都爱上大医院“凑热闹”的“坏习惯”，还真是不合理的制度给“惯出来”的。怎么说，都不能怨老百姓。

 

正因为如此，王旭东的建议就非常重要了。不但要取消医保的“定点”，还要取消老百姓看病的“定点”。让老百姓看病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只要是在“具备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享受“符合医保内容”的医疗服务，医院也好、患者也好，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得到医保待遇。

 

王旭东提出了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反垄断”的重要命题。在这个领域，一般来说，市场是失灵的。但是，如果没有竞争，就有可能导致医疗服务机构的惰性。所以，在发达国家，都“在医疗服务领域探索兼顾自由市场竞争与社会公平的道路”，开始出现“寻求一种将公共资金和服务的提供相结合以及将免费医疗与公共医疗服务供方之间的竞争相结合的途径”。在不涉及价格机制的前提下，引入公共医疗服务供方之间的竞争机制，以打破垄断权力。

 

王旭东认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并没有规定只有大医院才有提供医保业务的资质。医疗机构无论大小，实际上都应该是平等的，只要能够方便患者就医，有效地防治疾病，就应该拥有同等的医保待遇。更重要的是，医保对象自主选择医疗机构，既是他们的基本人权，也是打破大医院垄断和改掉老百姓“坏毛病”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