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康香阁
林甘泉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所研究员。我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古代经济史学家和秦汉史学家。
弘扬传统文化有不同层次
问:您曾发表过《传统文化的现代作用》和《历史研究应当面向社会需要》等文章,作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在全国兴起一股国学热,有高校成立了国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等,请您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谈谈您所理解的国学。
林甘泉:什么叫国学?说法很多,有的说十三经是国学,有的说十三经加上小学是国学,有的说经史子集是国学,有的说儒学就是国学,有的说儒道释是国学,有的先生认为《红楼梦》也是国学。
就学术史的发展来说,国学这个概念的内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辛亥革命前邓实等人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其所提倡的国学,即已涵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般说来,国学最初主要指经学、小学、诸子学和史学,后来胡适为《国学季刊》写发刊宣言,他开出的书目,实际上是经史子集全包括了。
如果说国学就是传统文化,许多高校文史哲的院系都有传统文化的专业,是否有必要都再挂一个“国学”的牌子呢?
问:您对社会上的国学热如何看?
林甘泉: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应该讲是个好现象。现在有些人对于丹颇有微词,我觉得没有必要。弘扬传统文化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式。对不同对象、不同群体应该有不同的要求。
如果于丹、易中天等人讲的内容存在一些缺点,他们有哪些地方讲错了,可以提出你的意见,没有必要全部否定。说人家讲的根本不是正道,这样的批评我不赞成。
但有一点要注意,不论是做专门研究或是做普及工作,都要踏踏实实地做,不要炒作,不要哗众取宠。
我们讲传统文化是为了认识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把中国今天的事情办好,不是要搞民族主义。
问:今天讲国学也好,讲传统文化也好,宣扬它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什么?
林甘泉: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落后的东西,还需要作很多努力。今天弘扬传统文化是为了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特点,了解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把中国经济搞上去,不是为传统而传统。
传统文化是我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但讲传统文化要注意它的民族性、时代性,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对它进行具体分析,不要片面颂扬和加以美化。
21世纪是一个多元文明的格局
问:有人认为21世纪是儒家思想的世纪,而且儒家文明要引领世界文明的潮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甘泉:我不赞成。21世纪不可能是儒家思想的世纪,也不可能由儒家文明来引领世界文明的潮流。有些人希望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有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的贡献,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科学,也容易授人以柄,成为西方攻击我们搞民族主义的借口。
大家知道,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他后来又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他站在西方的观点讲文明的冲突,许多观点我不认同。但是他认为21世纪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纪,西方文明不可能维持一个霸主的地位,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清醒的。
亨廷顿谈到21世纪世界多元文明的格局时,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说西方文化的渊源是希腊、罗马文明,后来是基督教文明,沿着一条线下来。直到19世纪,西方文明的中心一直是在欧洲,20世纪转到美国,它们之间有一个文明亲缘关系,这是一个事实,在转移之间不会发生冲突。
亨廷顿说,21世纪有好几种文明,比如,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及印度文明等,他特别提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关系。从文明的结构讲,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没有亲缘关系,没有亲缘关系就存在着冲突的危险。他提出这个观点是希望给美国统治集团一个提醒,实际上也是知识精英的一种建议吧。亨廷顿认为大国之间应该避免冲突。但是他也知道,美国是不可能放弃它的西方价值观。
问:您的意思是两种文明是相对独立的?
林甘泉: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和西方说的政治改革不一样。西方讲的中国搞改革,实际上是要用西方的价值观,用西方的那一套所谓民主自由来改造中国。如果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那中国的民主化就是西方化,那就跟西方一致了,从没有亲缘关系变成有亲缘关系了。
美国和西方大国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变化,才可以相安无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西方的这种观点是很不现实的,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同样,现在讲传统文化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我们固然要讲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讲到所谓的中国文明要引领世界,西方国家出现的问题要靠儒家思想来解决,这种说法就不实事求是。
历史学是专与博的统一
问: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宣传可以说是形式多种多样。是否应有一个核心思想作指导,采取何种态度才能正确地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
林甘泉:对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宣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吸取民主性的精华,批判其封建性糟粕,这是两分法。有人提出三分法,这也不是不可以的,除了糟粕和精华以外,还有中间性的一部分,中间性的东西也不是可以一下子丢掉的。总之要具体分析,你不能说传统文化一股脑就都是好东西。
有些人在弘扬传统文化之时,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断裂了。我不这么认为,实际上,上个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一波国学热,北大出版《国学季刊》,清华有国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都创办了很有影响的国学研究部门。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还有普及性的“国学基本丛书”等。
另一个观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我也不完全认同,那10年间,传统文化虽然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深叶茂,极富生命力。像这20多年间对孔子的研究、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17年。如果传统文化断裂了,能一下子出来这么多成果吗?
传统文化自身有它的发展规律,不是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使它断裂的。如果文化可以断裂的话,那历史就不能发展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道理。恩格斯讲过政治、经济、文化的三种关系,政治最后必须服从经济,政治跟经济有关系,跟文化也有关系。政治权力不是万能的,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根本是不行的,所以说传统文化没有什么断裂的问题。
问:作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从事学术研究已近60年了,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请谈谈您的治学风格。
林甘泉:研究历史需要勤奋。一个人的天分对治学当然是会有作用的,人有天分高的,有天分低的。但天分对不同学科的作用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有二十几岁的数学家,二十几岁的诗人,而历史学家却没有这么年轻的,因为历史研究需要有很深厚的知识积累,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在这方面,勤奋是很重要的,要多看书,多学习,这是基本条件。学历史不能靠灵感,要靠勤奋。
研究历史要选择一个立足点,或者是断代史或者是专史。就是断代史和专史的研究,也要有重点。但又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博就是说要适当注意扩大一点知识量,不要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现在有一种现象要注意,有些年轻人从硕士生到博士生,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博士生做的课题就是原来硕士课题的扩大,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搞得更丰富些,博士毕业到博士后还是在这个范围。除此之外,好像别的都不大懂了,知识结构有局限。博士论文可以做得很好,很丰富,书也可以出版了,大家欢迎,但是再往后怎么办呢,不扩大知识量,肯定是不行的,不能一辈子只搞一个题目。
我们现在培养研究生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博士生毕业,把论文出成书,而出书的目的恐怕是为了评职称,一旦职称评上了,基本上就可以歇口气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看这样的人才培养机制不能说是成功的。
还要强调的是,我希望研究历史的青年人要学点马克思主义。西方一些著名的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尽管不完全认同唯物史观,但都很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