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班的学生在做实验。
1978年科大20年建校纪念活动中，第一期少年班留念。前排左一是宁柏，中间戴红领巾的是谢彦波，把手搭在谢彦波肩上的是严济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科大”）少年班从最初办班始已遭到质疑，科大原副校长辛厚文说因为没有任何事件出现，当时的质疑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十几二十年后，宁柏、谢彦波、干政几位当年全国“偶像”走出了完全与人们预期不同的道路时，质疑便有了根据。
与此同时，少年班中也出现了像张亚勤、姚新、谢旻、翁征宇等优秀人才。3月22日，科大少年班30年庆典大会在安徽合肥举行，气氛热烈，几十名学术界、IT界、金融界的精英到场，全部来自30年以来共计31期1220名学生的少年班，而且他们只是少年班中可圈可点的优秀人才中的一小部分。
在这貌似“对垒”的格局中，谁有道理都很难为外人道，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包括当年参与招生的老师、分管教学的校领导、少年班多届班主任以及几届少年班学生。可以看出，人的命运与时代背景的紧密相关，一种完全不同的招生方式和教育模式因优秀人才应运而生。
写信给总理
众所周知，1977年，因一封信改变了少年宁柏的命运，也因此产生了科大少年班。
当年，科大派出两位老师到江西面试宁柏，给宁柏出了几道数学题，并进行了交谈，最后两位老师得出结论，宁柏的确很优秀。
与此同时，大量推荐优秀少年的信件寄到党中央、中国科学院、科大。第一期77级少年班学生、现在荷兰银行任职的李剑芒的父亲也曾给当时的方毅副总理写信，信转到科大，科大随后派了两位老师对李剑芒进行面试。
李剑芒回忆了这次考试的经历：“带来一套我从没见过的很怪的数学题。考了两个小时，我满头大汗。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做不出来的数学题。考完后我非常丧气，科大翟老师说我得了65分。没等我说话，他告诉我此分极高！我吃了一惊。他继续说，科大的传统是用一套极怪的数学题打击刚进校学生的‘狂妄’。按他的经验，能得到30分以上已经是好学生。两位老师在林口县呆了两天。他们已经向县里暗示，我的事儿他们不用操心了。县领导问两位老师我高考的事儿怎么办，翟老师说：参加，但不用考语文、政治，考卷直接送科大。这时所有人已经明白，高考已经成了摆设，我实际上已经被科大录取。”（摘自李剑芒博客文章《走向神童》）
1977年12月，李剑芒收到了科大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他当时13岁零8个月，在第一期少年班中，按年龄算第三小，按身高算是第二高，1米81。
实际上，第一期少年班是陆续进行的，均由科大派老师到被推荐人所在地进行考试，面试的学生包括上海、江苏、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及东北等地。
1977年，当时数学系老师史济怀（后任副校长）到上海对10名学生进行面试，主要是去“拍板”的。史济怀看到学生年龄小、学历又不相同，感到仅考他们掌握多少知识量意义不大，不如考察他们接受知识的能力。
当时学生分布在上海各个区，有的只有一名学生，有的有两三名学生，史济怀一个个区去，每次都给学生讲一道题。题目是，有6个人，让你证明，一定有3个人相互认识，要么都不认识。史济怀给他们讲如何把这道题化为数学问题，又如何证明。无疑这种题目学生没做过。
讲完后，有的学生莫名其妙，最后有两个孩子听懂了，让他们讲，讲清楚了，怎么证明也讲出来了。史济怀认为这样的孩子接受能力超过其他孩子，科大少年班应该招这样的学生。后来讲课成为少年班招生复试中很关键的一环节，和史济怀当年的思路一样，不仅要了解学生数理学了多少，关键是看学生学习的能力。
少年班首次招收了21名学生。考试内容由派去的老师定，因此，招生标准、程序都不太一样。这样结果是，进校后首次考试，学生的成绩相差较大，最高的98分，最低的只有10分。
自主招生，很自然就产生了
1978年初，78级少年班学生、科大生命科学学院博导周逸峰的父亲给科大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说“我的儿子很聪明，希望他能到科大”，当时科大的回信说“很抱歉，第一期招生已经结束了，你只能下一批再来考试”。
过了几个月，科大少年班第二期开始招生，与第一期不同的是，报名的学生参加由科大统一出题的笔试，数学、语文各一张卷子，物理、化学同一张卷子，英语作为参考分。江苏有两处考场，南京考场和淮阴考场。14岁的周逸峰在淮阴参加了考试。数学题很难，周逸峰有个同学高考数学考得很好，但科大的考试却不理想，恰好这位同学的父亲是大学数学系系主任，他也感到题目很难。满分120分的数学卷子，周逸峰考了100分。
同年在南京参加笔试的78级少年班学生、易保网络技术首席架构师兼研发部总经理王凯宁则是学校推荐的，全校只推荐了他一人，而在成都参加笔试的78级少年班学生、清华大学杨振宁讲座教授翁征宇则是教育局组织的。参加笔试的人比较多，王凯宁记得有60多人参加，翁征宇记得有两大屋子的人。
笔试筛选掉大部分学生，进入复试的一般只有几人。王凯宁还记得复试题是两人如何放硬币的题目，这是一道与高考思路完全不同的题目，他很自豪当时答出了那道题，简单而又唯一的证明方法。
史济怀1978年再次到成都、重庆去面试学生，考察学生的能力，最后确定入选学生。翁征宇是参加复试的几名学生之一，不过对复试记忆比较模糊，只记得老师问了很多，人很和蔼，内容比较杂，具体考什么题记不清楚了，面试时间有一个小时之久。翁征宇说主要是史济怀老师提问，当时他还问了史老师一道初试时没做出来的数学附加题，结果得到一个很巧妙的证明方法。
全国报考第二期少年班的人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分布在不同的省市，最后录取了67人。
尽管两次招生采用的方式不同，都招到不少优秀学生。学校也感到不是招生的每个过程都经得起推敲。
重要的是，这样的招生方式在国内尚是第一次，在如今看来不同于高考，甚至优于一考定终生的高考，这种考核、招生方式，多少有些预见性。
辛厚文认为，如果现在都认可少年班的自主招生的方式，并非科大有什么预见性，而是实践后才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1977年方毅副总理的批示相当于“尚方宝剑”，得到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支持，科大就去做了一个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有一些特权。
“我们不能把所有省的学生招到科大来进行考试，为了考生着想，让最优秀的教师到各地去考核，这很自然就形成了这种招生方式。”辛厚文如此解释这件有点“破天荒”的招生。“新生事物的形成，不要以为是经过深思熟虑、几番协调，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个机遇出现，抓住就做了。一个新的考核方法，即个别的、全面的、笔试加口试的考试方法出现了。现在看来，符合对人才选拔最根本的宗旨，准确地、科学地把那些优秀人才选拔出来。”
招生的三次变革 复试分量超过一半
1979年4月30日，科大向中科院汇报第一、第二期少年班办学情况。5月2日，中科院确定：少年班必须继续招生，不能中断。第二天，教育部下文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这年科大决定将高考作为初试的门槛。如果说1977年、1978年为第一阶段的话，1979年可作为第二阶段的开端。高考后卷子送到科大评阅，学校再派老师到各地复试初选出来的学生。
实际上，高考与以数理为主要考核的科大考试并不冲突，周逸峰、王凯宁、翁征宇1978年都参加了高考，李剑芒1977年也参加过高考，以他们的高考成绩都能上科大的本科——当时国内理科分数最高的学校之一。
科大派老师到各地复试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85年，其中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少年班管委会第一任少年班直属党支部书记和第一个专职班主任叶国华1984年加入到少年班，他说，经过几年试验，派老师到外地复试至少有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笔试部分不能完全保证各地同样严格；二是口试部分很难统一，每位老师打分方式不一致；三是每年各地派两名老师复试，一次就有50多人，成本较高。
1986年少年班招生方式再次改变，把原来派老师到各地复试的方式，改为让学生集中到科大面试。这年有40人左右参加，学生路费由学校出，费用降低了。
科大不遗余力地加大复试比重是有个过程的。每位老师、校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反复强调复试的重要，高考只是一道门槛，最终决定能否进入少年班，需要看复试的成绩，其比重超过一半。1980年、1981年两年的招生基本根据高考成绩录取，结果出现了让学校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一位报考少年班的学生差几分没录取，第二年却成为该省的高考状元。对于这两届没有进行复试的学生，老师的总体感觉是学生的智力水平差距较大。1982年起，复试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
整个复试分为几部分。首先是笔试，考高中课程中的数学、物理、英语3门，题目比高考稍难一些。其次是较为关键的，给学生上3次大学课程，每次课后都有作业，上完3次课小考。把高考成绩、复试、上课成绩3项成绩综合起来，得出学生的最后成绩。
其间，还要进行心理测试，综合考核请有经验的班主任，和学生交流并和他们住在一起，观察他们的生活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纪律性及自制力等，一般在被考核学生不知道的情况下。
叶国华介绍，最后结果，有些高考成绩好的，复试不一定能过，相反，复试中优秀的学生会留下来。总的比较下来，少年班的学生高考成绩比学校高考成绩大概低5分。
政策支持就是最大的支持
王凯宁的数学天分为人们所认识很偶然。本该去参加初中数学竞赛的他，走错了考场，参加了高中数学竞赛，并且考了第一名，一下子王凯宁出名了。其实王凯宁当时将近15岁，才读初二，之前他就自学初三以及高中课程，自认为参加高考没有问题。恰好1978年少年班招生，他成为南京唯一 一名被录取的。
86级少年班学生、现在慈善机构任职的江勇从小学开始就跳级，中学又跳级，1985年读高二时他感觉自己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这年有一位北京高校的老师到他所在的甘肃兰州招生，他找到老师希望能报考这所大学，结果因他不是高三学生，老师让他第二年报考该校。第二年江勇知道自己够条件上科大少年班，就报考了少年班。
高中课程对他们来说不难，甚至很容易，参加高考也游刃有余，如果不能早一些进入大学，余下的几年就无可事事了。这是不少少年班学生的感受。
叶国华认为，少年班的特殊之处在于政策上的宽松。首先是招生，教育部对如何考试只有一个基本规定，招生上完全自主，“如果像高考那样去做，我们就没余地了”；其次，少年班的培养模式完全自主，从最初办班，少年班就不分专业，学习各门基础课，经过2~3年后，再自由选择到各个系里学习专业；最后，学制不受限制，科大本科是五年制，少年班有3年毕业读研究生的，4年毕业的占到三分之一。
辛厚文也有相同的观点，少年班得到的最大支持是从中央到科学院、教育部、安徽省各部门在政策上的支持。“允许科大进行各种尝试，这是我们最求之不得的。”
进校后，少年班学生和普通大学生没有太大区别。相反，老师还时常提醒，你们不是神童、天才。
1978年3月8日，少年班开学典礼上，当时的教务处副处长任之恕作了个报告，特别提到了《伤仲永》一文。这些都写进了任之恕的日记里，并写了此文是另一位老师前一晚给他的，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现在进入少年班的第一课是“要正确认识自己”，即告诉他们不是神童天才。
78级少年班学生、紫光集团现总裁郭元林到少年班后没感到什么特殊，除了到教工食堂吃饭，一般生活都自理。王凯宁记得班主任汪惠迪给他和谢彦波煮过一段时间鸡蛋，其他没有特别。任之恕的日记里还特别提到汪惠迪带两个女生去找他，当时这两个女生住在他隔壁，任之恕每天早晨都要敲墙，把她们叫醒。
就像当年创办科大时，中科院全力支持，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少年班则是全校办班，最好的老师到少年班任教。但许多老师表示，科大不是普通高校，好学生很多，不会把少年班学生捧得太高。（实习生白杰对此文亦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