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教授郑集今年108岁，最近出了一本名为《鉴证长寿：百岁教授的养生经》的养生书。据悉，在他过了百岁生日之后，几十家保健品厂家请他作广告、当代言人，但他一直没有答应厂家的要求。（《现代快报》）

 

郑老生于1900年阴历四月初八，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教授；是我国衰老生化研究学科的奠基人，我国生物化学和营养学研究的先导者之一。既是领域内的著名教授，又拥有长寿的事实，郑老如果能给某家保健品代言，价码定然不菲，但他为何拒绝？

 

虽然老人看淡金钱，但他并非不需要钱。当初处理房子时，郑老要把房子“赠”给在美国工作的大女儿，同时要求她回赠3万美元，实现他的捐献心愿，并允许他和老伴在这套房内度过晚年。女儿了解父亲心愿后，没要房子，并想办法筹集了3万美元。郑老将这3万美元分成3份：为让穷困而有为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能有参加学术会议的费用及刊稿的版面费，分别给《生物化学杂志》、《营养学报》各1万美元做基金；另1万美元为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系、医学院设立郑集清寒学生助学基金，现已资助数百位贫寒学子。

 

不做代言人，主要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从不吃保健品。毋庸讳言，现在很多产品代言人也没用过其代言的产品，在这种氛围中，郑老坚持了一个基本的逻辑：自己没用过，必然无法知其功效，又怎能跟别人说好？

 

如此有所坚守的教授值得某些人借鉴。5月4日，在北大校庆中举行的校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有些大学教师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当然，大学教师未必都是教授，但教授成为特定利益集团代言人的也不罕见。比如，某些教授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城市的环境污染不是汽车造成的，而是自行车造成的，“因为自行车引起交通不畅，导致汽车停滞，排放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废气”。

 

对某些教授身上存在的问题，部分人把责任归咎于体制。诚然，现行大学体制、科研体制等是有不少问题，但我们也要先问一问：这些教授是不是坚守了教授的操守？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昆明有位附庸风雅的商人辗转请他为自己作一篇寿序，好向亲友炫耀，润笔费高达三千，朱婉言谢绝。当时，朱先生冬天时连棉袍子都做不起一件，有个流传至今的笑话在西南联大流传：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

 

当然，教授的操守不是贫穷，也不是某些人身上的穷酸迂腐之气。蔡元培主持北大时的用人宗旨倒是值得参考：见解主张可不相同，学术论点可不相同，但学问不可以不高深，品行不可以不严谨。为了出健康书，郑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整理资料和书稿。编辑在书中加了一句话——人人都能健康长寿，郑老看见了，立即把“都能”改为“可能”。如果某位教授真的使用某种保健品，如果他真觉得该保健品有效，我们倒也不反对这位教授为该保健品说话，但他还应该具有郑老这种严谨，能够确认这种保健品的效能具有一般性，而不是只对他本人有效。

 

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说过：“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现在，某些名词被用滥了，其身上原本的光环成了“短命鬼”。但只要能坚持住这个“志”字，教授这个名词可以长寿，教授的精神也可以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