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首日，北京市第七中学考点内，第三次参加高考的王军(化名)出现胸闷、心慌等症状，医生为其注射安定剂后仍处于紧张状态，随即被送往安定医院治疗。王父称，王军唯一的理想高校即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绩优异的他连续两年的高考成绩都在600分左右，去年更是以609分的高分被湖南大学录取，但执著的他却因与北大失之交臂而选择复读。王父说，“孩子参加了三次高考，一门心思想上北大，我们看着他这么和自己较劲都心疼！”

 

孩子为什么这样与自己较劲？有人将其归为“名校情结”，即不顾自己的实力，一心向往考进名校，不惜反复复读、反复报考，以至于自己陷入严重焦虑。这种情况，其实并非仅仅发生在这名考生身上，每年各地高考中，都有一批被一本院校录取的学生放弃志愿选择复读，以便考上一所更好的学校，他们的高考目标是“非某校不读”。

 

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名校情结？分析者们把原因主要归到考生身上，认为他们 “面子思想”太重，对上大学产生了错误认识。并由此告诫考生们，要珍惜上大学的机会，不要被名校蒙住了双眼。很明显，这样的劝诫其实对考生们没起到多大作用。解决“名校情结”这一问题，需要分析的是，什么使考生们有这种“面子思想”，使他们产生这种“错误认识”。

 

老师们长期的灌输可谓“功不可没”。有关数据显示，每年高考平均录取率为60%左右，一些地方录取率已超过80%。在这种情况下，读大学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随着这种教育形势的变化，一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和高中，采取新的教育评价体系，不再考察学校的高考升学率，而（或明或暗）比较学校的一本率，在一本率的基础上，再看具体的升入名校数。

 

去年，就有一地方政府明确规定，对考上清华、北大的考生重奖50万元，被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等录取的每人奖5万元。在具体的教学中，为激励学生们考名校，老师们经常把考上某些名校的校友挂在嘴边，宣传他们当年刻苦读书的事迹；把历年升入名校的学生信息在学校醒目位置加以公布；同时，反复提醒大家，考上某些学校就是“失败”。笔者甚至听到一些中学教师直接把某些学校归为“垃圾”学校，告诉学生这些学校犹如股市中的垃圾股。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很难没有“名校情结”。

 

具体到学校的选择中，当前高等教育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学校相去甚远的投入产出比，也让有的考生进一步坚定宁可多花时间复读考上名校的选择。

 

同样是高等教育，我国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民办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之间，按法律规定，应有平等的地位。

 

但事实上，无论是在办学中，还是在学生升学、就业中，高校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地方的民办教育学生，至今无法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有的研究生招生机构明确拒绝自考生报考；同样是第一批本科录取的高校，因为分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学校获得的办学资源不同（由此影响办学质量）、办学地位不同（由此影响学校在各种教育政策制定中的发言权），而且毕业学生在升学、就业中的待遇也不同；有一些地区，制定的人才引进政策，就根据学校的不同层次打分，“985工程”高校学生被引进的机会远远大于一般学校学生被引进的机会；还有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执行的是非“985工程”高校学生不录用的非公开但达成共识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执行已经达到查祖宗三代的地步，对具有博士学位的求职者，要查其本科毕业的学校，往往如果是从一般本科学校毕业，其博士学位含金量将顿时在用人单位心目中降低；在研究生招生中，来自名校的报考者，也在面试打分中占有很大的优势等等。

 

以上这些表明，被哪所大学录取，不仅仅意味着求学机会的优劣，更意味着“身份”的高低，这一“身份”，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一生。这也难怪为何有的中学教师会那么极端地归类大学。

 

要让考生们淡化“名校情结”，首先就必须打破“身份”教育格局，一个人不能因为被某一所学校录取而打上影响一生的烙印。打破这种格局，就必须建立高等教育的平等、自由竞争机制，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申请入学，在不同学校之间，学生可以申请自由转学，每所学校按照自己的人才培养标准严格进行淘汰。

 

与此同时，还必须改变围绕学历而展开的人才评价体系，从公平就业出发，取消带有学校歧视、学历歧视的一系列不公平人才标准。以学历、学校出身来选拔人才、任用人才，本就是不科学的人才观，这种人才观不改变，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就缺乏相应的外部环境，教育就会按照社会的畸形要求，通过强化等级，输送给社会一批有学历身份却无能力与素质实质的“人才”，近年来我国一批名校不顾及人才培养质量，大量培养高学历人才，就是这种教育与社会缺乏良性互动而产生的恶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