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是科研人员工作的重要场所，一项杰出的研究成果往往出自一个成功的实验室。一个成功的实验室也是众多杰出研究发现的摇篮。因此，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是现代科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此，《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了曾在美国作过多年研究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请他介绍如何看待实验室管理。

 

 

饶毅：这个问题我以前在实验室内部说过，公开稍微提到过，没有专门讲过。

 

我自己对实验室总的原则是：一、选择有能力或潜力做同事的学生加入实验室；二、刺激他们的智力兴趣；三、培养和鼓励他们独立作研究，让他们尽量发挥潜力；四、把握质量和标准；五、支持有热情和有能力的学生发展其事业。

 

当然，每个实验室并不一样，我说的只是我的理念和方式。我的实验室，对于有动力和独立性的人以及愿意做科学家的人，也许比较合适，但对于适合做技术性工作的人，不仅不合适，而且可能会耽误他们。

 

我选人肯定也会选错，学生选我也有选错的可能，更不能要求其他教授这样管理实验室。各个实验室不同，也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现象。我的方式可以提供一些经验，给一些刚开实验室的人和学生参考。他们可能发现我的实验室有些做法不值得仿效，也可能发现有些对他们有益。至少，他们可以多收集一些情况。

 

 

饶毅：首先要有明确的根本理念。我认为，实验室领导和学生是合作关系，大家对科学感兴趣才走到一起来，一道享受科学研究带来的兴奋。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学生是为我工作，而是他们和我工作。我们不是雇佣关系。我非常不赞成学生称老师为老板。有时候，他们在外面学来的习惯，把我说成老板，我会说“你在骂我啊！”我认为，实验室不是企业，不仅不是雇佣关系，而且实验室不是为了经费而存在，而争取经费是为了实验室的研究（后一点不是今天谈的主题）。

 

在这个理念下，我的基本方式是：发掘、鼓励、帮助、支持学生。

 

我固然知道作科学研究有多种动力，我常讲科研的3种动力——好奇、敬业、求胜。在我的实验室，我提倡有兴趣才作研究。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是这样认为的。我有自己的实验室后，还是这样认为。对新来的学生和一些技术人员，我会对他们说明：作实验的人最终决定作什么实验。我愿意提建议、提意见，特别是初期的时候，我的建议和意见相对较后期多。但是决定权在作实验的人。你愿意做才做，不愿意就不要做。

 

我不仅认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有独立人格，而且还认为实验室应该提倡发挥大家的才能和主观能动性。有些人对我说：“你要让学生作你要他们作的研究。”但我觉得，我不要做奴隶的学生。学生在几年内超过我，我才兴奋，才会觉得自己有成就感。如果都是我的奴隶，我会觉得自己无能，认为自己没有让学生发挥好。我希望与一批有潜力的学生一同探索科学，作出我们喜欢、令我们兴奋的研究发现。其中很多不是我开始想到了的。这样实验室会不断前进。

 

在学生都只能听老师的那种实验室，蜕变速度比较快，活力比较低。就是有文章，也会显得雷同、千篇一律。如果学生都是老师的应声虫，那多没劲儿！

 

我很希望也很高兴我的学生能在很多方面超过我。我自己知道我起的作用，所以，学生比我好，我不会觉得自己完全无用。在我的实验室里成长很快的学生，在有些实验室可能会感到压抑，不能发现和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最初，学生和老师可能都不清楚学生作研究的特长在哪里，因为学生开始都没有作过研究。观察和培养刚刚步入研究领域的学生，我觉得自己做得不是特别差，至少以前不是特别差。

 

饶毅：让新学生起步，支持学生，和他们寻找有趣而有意义的问题，帮助他们进入科学研究的前沿。平时参与科学问题的讨论，对课题的意义和进展进行判断，提出意见，供学生参考。对研究质量要把关，在实验室内部讨论科学时，语气和态度要和蔼，但是对于研究实质应该直截了当、非常清楚地发表观点。如果需要批评，就要在实验室内部让研究人员得到最严厉的批评。如果实验室内部不能发现研究中的问题，而被实验室外的人发现了，说明实验室不够严格、标准不够高。

 

温和的态度和严格的质量要求完全可以同时做到。在我有实验室后14年间，只有两次学生对我高声说话，我还没有对任何学生大声说话。

 

我们常常讨论科学，大家看到文献后转发给实验室其他同事，群发电子邮件讨论文献，讨论相关的问题，也提出我们可能怎么做。我在实验室一般不去问结果，而是等学生来给我说，这样免得他们有压力，好像要给我交账似的。当然有时好奇，我会问上次我们讨论的研究怎么样了等等。

 

我们讨论科学的过程中也会讲一些实验的历史、典故，讲到一些科学家。这样使学生对国际科学界逐渐了解、智力上合为一体，而不是游离在国际科学界以外，永远保持小学生心态；同时可以让学生很自然地平等看待国际上科学家的工作。

 

如果学生在技术上需要训练，而实验室没有，我则帮助联系培训。

 

写文章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环节。我一般让学生写第一遍，之后我改。这样他们就可以体会到怎么写。

 

我有时也请学生审一些杂志的稿件，然后我给他们看我审的意见，这样也是一个训练科学思维和研究标准的步骤。

 

 

饶毅：有些学生适合我的这种方式，可以发挥得特别好、独立得特别快。我实验室的学生和博士后当然是作研究的，可能和许多实验室不太一样的是，我的实验室常常有些技术员作研究，而不是做辅助工作。1999年，我在美国的实验室有一个技术员做得很好，以第一作者在Nature上发表文章。我在北京的实验室也有作研究作得非常出色的技术员，他们都会成为科学家，而不是技工。

 

我不觉得我的方式是最好的，可能对于有些学生来说我的方式也许不好。但是我不会其他方式，不适合我这种方式的学生应该选择其他实验室。学生和老师要相互探索，找到适合的匹配。有些人不适合我的实验室。比如，我实验室的这种运行方式，有学生可能会无所适从或者很少作实验，有些学生可能作实验的全部时间加起来不如我给他们写推荐信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并不觉得自己受骗，因为时间是学生自己的，如何利用时间是学生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样的人对实验室可能会有些影响，有时有学生和我提意见说某人投机取巧了，问我为什么不管。这种情况对实验室的士气还是会有影响的。我多数情况下不提醒“偷懒”的学生，如果其他学生提意见实在比较多了，我也会私下转达意见。自觉的人，自己会对自己负责；不自觉的人，也是自己承担结果，我只能做我能做到的。我不喜欢别人重复提醒我，我也就不重复提醒别人。要我重复说，好像不够尊重对方，所以我自己就先不好意思了。

 

不是所有学生都能理解和接受这种做法，有些人永远以为作研究是为教授（“老板”）的，不肯脱离“老板”关系，我表态也没有用。他坚持认为是雇佣关系，一谈科学就以为是布置任务，我解释多少遍也没有用，只好苦笑。这样的学生反复如此，我就没有办法和他们讨论科学了，而其他适应我实验室的学生就毫无拘束，常常和我讨论科学，而不是谈判工作量。不能和我讨论科学的学生，不能体会我实验室的特点，到离开实验室时也没搞清楚我的实验室是怎么作科学的。

 

《科学时报》 (2009-1-20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