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份，科学网置顶一篇博客文章——《发生在哈佛医学院的一起严重学术造假》，点击量超过两万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文中揭示，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竟是实验方法缺陷所致的非特异的假象，却能在美国迅速得到领域内同行的认可与跟进。科学网是一家博客实名制的网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浙江大学教授郭磊。近日，记者采访了郭磊教授本人。
郭磊在浙大攻博期间，于1998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前往哈佛医学院留学。2000年底回国，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部任教。2002年被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博导。2003年中，应哈佛实验室主任邀请，再次到哈佛医学院进修工作，直至2008年。郭磊前后两次在哈佛大学有七年多的留学和工作经历。
“皇帝新装式的美国学术造假现象”
郭磊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他第二次在哈佛医学院科研工作期间。他从事的是多囊肾(PKD)遗传病的基础研究。多囊肾是一种较常见的严重遗传病。在美国，每500-1000人中就有一人罹患此病；每个病人背后就可能是一个家族，影响的人数众多。因此，在美国，对这种病的研究非常重视。有关PKD的研究项目获得如美国国立卫生院(NIH)等机构资助的机会也很大。2003年初，他们实验室刚刚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文章所提的科研发现，验证和发展了2002年中耶鲁大学Rosenbaum教授实验室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PKD基因的突变为什么会引起多囊肾等疾病。因此，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很大轰动。
坐在记者对面的郭磊平静叙述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最新生物医学成果鉴定的一般方式是同样或类似的结论由不同的实验室相互验证。一个新的科研成果如果能被不同实验室相互独立证实，通常在较短时期内就能被界内同行认可。”因此，当时美国众多科研小组纷纷在此方向上跟进。在很短时间内，有相似发现的文章达数十篇之多，其中不乏《自然》(Nature)，《细胞》(Cell)等一流学术杂志的文章。
然而，郭磊表示，自己在其后的多次实验验证中，未能有效重复观察到此种现象。哪怕用相同的实验程序和实验材料，照样没有类似结果。后来，他通过不同的实验，发现和证实此种“科学现象”，实际上是实验方法缺陷所造成的非特异的假象。
之后他又采用各种不同试剂和方法设计，反复重复实验。“这样，我对自己发现的有效性和可信度非常有信心。在此过程中，我还无意中发现了其研究领域一些研究人员在其它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造假现象和证据。这更验证了我对这个重大理论是造假而得的怀疑。”郭磊如此认为。
这时郭磊再回头仔细看其领域中有相关发现的文章，从中发现了多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破绽。“我的发现揭示，PKD领域这一重大科学进展，竟可能是这样一种皇帝新装式的东西。这种群体造假骗局，严重威胁病人的利益和健康，对社会危害极大。”
郭磊说，如果第一篇文章是“诚实的错误”造成的话，是可以理解的。这在科学研究中是难免的。但大量的以此数据和现象为出发点的后续研究，不可能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后续科研小组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或有意隐瞒，那就是学术不端。这和当年发生在法国的N射线集体造假事件非常相似。当然，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在于为了能更容易发表文章和获得科研资助。
郭磊指出，在世界一流学府的高端学术研究中，此种集体参与的学术作假现象，远比抄袭、剽窃等形式的低端造假行为“高明”多了，同时对社会的危害也大多了。
“哈佛不愿面对我发现的真相”
郭磊将这种现象和观点向科室主任报告。他还在各种科学的学术交流场合、科研报告会上多次阐述自己的发现和观点，对那些文章和工作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在很长时间内，哈佛的科研同事中无人能从科学和逻辑上有效反驳我的观点”。
在科室主任对这种重大科研不端的质疑置之不理的情况下，由于当时对哈佛医学院的科研信誉还有相当信心，郭磊于2007年4月向哈佛医学院主管科研诚信的副院长Margaret Dale当面报告了此现象，希望她能出面调查这一重大群体造假事件。但副院长说：“科学会自我纠正的。”言外之意，不必大惊小怪。
会面二十多天后，在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的情况下，郭磊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副院长询问事情的调查进展。“此email发出几天后，我就收到了实验室主任要我走人的email。这是很直接的报复”，郭磊表示，他还保留着这些往来的电子邮件。
最后，郭磊于2007年11月向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的科研诚信办公室(ORI)写信，举报此科研造假事件。并申诉他本人由于举报科研造假而受到了哈佛医学院的组织报复。收到郭磊的申诉后，ORI答复表示，将会让哈佛医学院组织专家调查组进行调查。
“由于我的申诉涉及哈佛医学院报复举报者的内容， ORI让他们自己组织调查组调查自己，自己处理，完全不符合法律和常理。这种自查自的调查往往会不了了之。事情发展也确实如此，到现在，我没听到关于此事任何的处理意见。”郭磊这样认为。
“美国科研界的学术腐败是此次经济危机的根源”
郭磊后来回到浙江大学，现从事其他方向的科学研究。但这事对他的影响还在。
他认为发生在美国哈佛、耶鲁等一流科研机构中的这类高端学术造假，是美国社会道德水准明显下滑的标志。
“当大量纳税人的钱被用于科研造假， 基于这种不实科研的科学技术发展肯定是无效的。生物医药方面的学术造假，先不说道德层面，最直接的后果是对病人的极度不负责，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经历此事后，郭磊对美国社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看法。
美国对科研的投入居世界首位。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对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资助占了国家研发基金的大部分。大量的民间资本，也流向了生物医药方面的项目中。“生物医药科技的发展，被社会寄予厚望。但如果对一个领域的长期高投入不能产生有效的回报，势必会造成和加剧社会发展失衡。因此，大规模的科研学术造假，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本，是造成本次发源于美国、影响全球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罪魁祸首。”郭磊如此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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