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旺报》11月3日刊文说，中国“官场博士群”的存在，存在三大隐忧：学术腐败严重，学历沦为工具，知识分子向行政官员爬虫化；官场一味追求高学历，造假之风、形式主义蔓延；学术不彰，社会失去发展动力。
文章摘录如下：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他指出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
虽然，坊间对于“中国是世界第一博士大国”和“中国科研能力(论文数量)世界第五”的批判之声尚未消弭，但学院派专家乃至大学校长们能在场合之下公开批判“论文大国、学术小国”者，却少之有少。单单这一点，纪宝成的演讲就应该获得掌声。
纪校长的的断语不仅直接点出了时下“行政”与“学术”的不正当关系，更是找到了大学行政化的种种弊端。“官场博士群”的存在，至少存在三大隐忧。
其一、学术腐败严重，学历沦为工具，知识分子向行政官员爬虫化。官员博士很少能成为为学术而生的清贫之仕，相反，往往只会将学历看作是自己事业前途的一个棋子、一个工具。
除了官员，官员的导师——大学教授也定会在与官场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其独立性和批判性。很可能，他们逐渐会成为依附于行政体制的御用文人和利益分赃者，不再关注民生疾苦与劳苦大众，而是闭着眼睛、俯下身子，逐渐爬虫化。
其二、官场一味追求高学历，造假之风、形式主义蔓延。在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执政透明度越来越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低学历官员很可能会招来许多非议。而高学历自然也可以为自己的升迁增加合理性。如此一来，官员们除了能比比谁拿的烟好之外，当然还要比一比谁的学历高，官场就会逐渐形成一股高学历的追逐风。但是，学历不是人人可以拿的，学问不是人人可以做的，于是，剽窃之风、仿效之风，甚至是“复制粘贴”之风将会在官场蔓延。无疑，这会助长个别行政机关的形式主义。
其三、学术不彰，社会失去发展动力。梁启超先生曾讲，“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为“学”之体若不独立，为“术”之用将无从所展。在国际科技力量激烈竞争的大势下，我国科技难免受制于人、授人以柄。这一点，之于以上两点，将是后果最为严重的。
“官场博士群”的存在，会造成弊端丛生，之于高等教育、学术发展、官场跟风，甚至是提振科技水平，都是百害而无一利。此情形之下，高等教育体制打破行政化的改革势在必行，大学实现教授自治化的朝向必须确定。唯有如此，学术才可能有复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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