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小米加步枪”何以在短短三年内完胜“飞机加大炮”？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有了农民的支持，共产党的军队可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实行“农村包围城市”，“靠小推车推出胜利”；因为农民不支持，国民党的军队只能龟缩在城市，走出城市连生存都成问题，何况作战！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由几千年来的耕作过渡到大规模工业制造，再到今天的技术产业。鉴于技术对科学的深度依赖，麻省理工学院于上世纪中叶提出的技术科学概念深入人心，相对于出于科学家纯兴趣的科学研究，以技术革命和技术进步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权重增大。科学研究、科学普及以及基于科学研究的技术开发领域人数日增的从业人员，成为社会中最活跃的一批生产者，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也是我国和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具有巨大优势（以人数和性价比计）的领域。
不难理解，人均自然资源贫乏、能源严重不足、环境压力巨大，但省吃俭用将子女送入大学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善用自己最大的优势，发挥基层技术人员人数众多又吃苦耐劳这个最大的资源。不错，中国科技领袖型人才严重不足。因为科技领袖型人才的短缺，巨大的科技研发人员的人数优势没有充分发挥，科技人力资源存在巨大的浪费，集中体现在有太多科技人员辛辛苦苦做着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的工作。
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现和起用一批科技领袖人才是必要的。但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万不能挫伤广大一线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当人成为资源时，一旦主动参与的积极性没有了，其作为资源也就不存在了。什么是保障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的要素呢？个人生活待遇和职业生涯希望。基层科技人员对浙江大学涂博士的自杀反应如此强烈，正是源于在这两个要素上的失望。
上述两座大山是如何形成的呢？是我们的现行政策。从生活待遇方面看，以住房为例，由于我国不实行物业税，房屋的性质由居住设施向投资工具驰走，房价和房租因而疯狂增长，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大幅度下降。这对城市中相对工资较低的基层教研人员生活质量的影响尤为严峻，与这类人群的成长成本更不相符。广义地讲，房地产一枝独秀，把生产成本剧增的包袱甩给了包括大学在内的各行各业。
在职业生涯发展上，我国现行科技人才的评价和资助仍然靠政府职能部门行政系统的人才计划。由于行政系统不具有评价科技人员真实水平的专业能力，不得不制定出“一刀切”的条条框框，让一时不能落入这些框框的科技人员顿感职业生涯无望。
除了评价机制外，我们的人才政策的指导思想似乎受美国的独立助理教授制度的影响，没有顾及基层教研人员。美国的教授制度得以实施，离不开两个条件：相对其他各国较高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待遇，以及因此能吸引足够的外国进修者充任临时性基层教研工作（各大学研究生、博士后多为持签证的外国人）。中国不具有这样的条件，很难通过移民或临时性职位吸引基层教研人员（博士后位置不受欢迎就是证据）。科研和教学实践中，不能成为教授或独立PI的基层教研人员的积极参与，不但必不可少，而且是中国的科研团队与美国同行竞争的唯一优势。具体地说，美国教授的科研团队平均7～8个人，中国教授的科研团队平均20人上下。如果两者科研思路相同，团队成员积极性可比，中国团队胜出。
不错，中国农民工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创造了全球相对竞争力最高、绝对施工速度最快的建筑业。这一点也许足以让人们相信，尽管生态环境险恶，供过于求的基层教研人力资源仍将像农民工一样创造中国科技产业的辉煌。这一想法存在着三个误区：其一，大学基层教研人员的培训周期远比建筑工人漫长，一旦出现家庭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局面，人力资源荒便很难扭转；其二，研发人员供过于求是中国经济处在低水平仿制阶段的一时性现象，如今中国仿制的市场不但已经饱和，而且趋于缩减；其三，基层教研工作需要整个人口中知识较多、相对能干的群体来完成，这一群体逃向其他行业的选择多于且易于农民工逃回有限的田地。
另外，艰苦历来不是人们在战争或生产实践中丢盔弃甲、丧失积极性的主要原因，待遇和分配的不公则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制造业饱受日本冲击的美国，有人在路边放置了一辆本田汽车供路人用棒球棒泄愤。此时，美国《时代》杂志登出了一篇批评美国汽车业巨子的文章：《底特律的肥猫》。文章揭示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总裁年收入的总和是日本丰田、本田、日产三家公司总裁年收入总和的4～5倍，而汽车工人的平均工资日方略高。平安保险总裁6800万元的年薪也许不被年薪几万的大学基层教研人员日日感知，但身边的百万或半百万元的年收入则会使一些院长或教授的说服力打折扣。
总之，中国的科技事业和科技产业要健康发展，在日常生活待遇和职业生涯发展上满足基层教研人员的基本需求是必要条件。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9-11-24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