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最近，“钱学森之问”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华南理工大学是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高等学府，是否将杰出人才的培养作为自己使命？
李元元：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定位。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华南工学院。学校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建成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目标。但在当时物质条件、经济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是一个口号。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提出要培养红色工程师。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又提出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引领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使学校成为工程师的摇篮、企业家的摇篮。
目前看来，这些目标我们都做到了，珠江三角洲有60%~70%的企业家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同时我校也培养出一大批工程技术方面的领军人物，获得了很多科学技术方面的奖励，但我认为他们还不能算作杰出大师，特别是不能算作像钱老那样的大师。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元元：现在社会发展很快。过去学科门类相对比较少，信息技术也没有这么发达，在某个领域比较容易发现某个人是不是大师。而目前学科门类如此繁多，在信息技术时代我们要面对海量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区分出谁是大师，好像越来越困难。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放弃对杰出人才的培养。这几年学校由以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转变为以工见长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我们提出我们的人才培养应该更加多元化，不光是企业家、工程师的摇篮，也要培养一批学术精英乃至学术泰斗、政治精英以及人文社科方面的精英。特别是要培养一批在国际上，在学术领域里能独树一帜有重大影响的领军人物。
中国青年报：最近，华南理工大学有几名本科学生参与的论文登上世界顶级的科研杂志。学校在本科生的培养方面有哪些独特做法？
李元元：高校有三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我们一直强调人才培养是根本，教学工作是中心，学校每天的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转。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一直以来坚持本科教育是立校之本，以本科教育为基础，以研究生教育为发展重点。
本科生搞科研，过去很难想象，但目前华南理工校内有53个省部级以上的科技创新机构，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全部向本科生开放。近年来，学校每年有300万科研专项经费提供给本科生自由申请，这一做法在全国也是领先的。
中国青年报：这么多的重点实验室都面向本科生开放，学校是基于什么考虑？
李元元：开放活校是我们学校发展的四个战略之一。我们认为，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培养学生，才能打造拔尖人才。目前，除了校内的科研机构对本科生开放，我们还设立了330多个校外学生实践创新基地，这些都是以产学研的形式来实现的。像我校跟华大基因研究院合作的“创新班”就是典型的产学研合作。我们把一部分学术型精英放在研究机构合作培养，把应用型精英放在企业中。
中国青年报：据了解，“创新班”的培养体制和培养方式跟以往的本科教育完全不同，当时学校是怎么走出这一步的？
李元元：我认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创新、办学理念的创新。在设立“创新班”的问题上，我们最大的胆量是什么？就是我们打破了过去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所谓权威性。
过去大学生一般要修30门左右的课程，基本上是常态化的。但现在学生在创新基地还有1年半的学习，包括专业课的学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其形式和校内是不同的。比如，在学习方式上，校内是以知识传授为主，而创新基地是以问题研究、探究式研究为主，甚至没有很正规的课堂教学，而是在科学研究中发现问题、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了解到有的学生为了解决一个重大的科研问题，会自觉花3天时间学完一个学期要学的课程。像计算机编程，原来在学校是安排在大三下学期学的，但为了搞研究，急需用到编程知识，他就自学了，而且为了追赶国际前沿问题，他用的是最新的英文原版教材，学了就能用，学习的效率更高。通过这种培养方式，使得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可以把学习、研究和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目前，学校有各类创新班25个，华大班只是其中一个。今年华南理工又推出了机械、力学、化学、材料、数理五个“创新班”，会推广华大班的经验，争取让学生在一、二年级就参与科研。
中国青年报：能参加“创新班”的学生，对于全校两万多名本科生来说毕竟是少数。以前有人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现在这种评价又用在了“90后”身上。您经常接触学生，对社会上的这些说法您怎么看？
李元元：华南理工的书是不好读的，但华南理工的学生是好样的。
我经常去学生宿舍看看。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联合班的大一女生在看一本美国原版的数学书，开学才几个月，厚厚的一本教材她已经做了一大半，这样的学生在我们学校并不是少数。我每天都看到校园里有很多大学生早起晨读，又恢复了我们77级、78级当时的情景。看到这样的情形，让我觉得这些学生真的非常可爱。
你要是有时间深入学校，到学生宿舍、到图书馆看看那些学生，跟他们交谈，你晚上会兴奋得睡不着，你会觉得中国有希望，中国的“80后”、“90后”有希望，不像别人说的是玩乐的一代。
但有希望不等于我们放弃引导的责任，这种引导应该是换位思考的引导。现在的学生接受的资讯比我们多得多，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有时候说话过激、极端一点，但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尽量要保护他们这种锐气。对学生，首先要爱护，即使批评，也应该是善意的，应该有一种大爱。
总而言之，我对中国教育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学子，我们有什么理由悲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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