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只出现在电影里，但“论文超人”却活在现实中。
一本名为《晶体学报》的国际学术期刊最近发了一个社论通告，说至少70篇发在该期刊分卷上的晶体结构报告存在数据造假行为。这个数字很雷人了吧？更雷人的是，这是同一所大学两个讲师两年的“成就”。没错，它是中国的井冈山大学。
这样的“成就”，连井冈山大学的党委书记万继抗先生都感慨：“在一个刊物、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发几十篇，这已经是有点疯狂的行为了。”当然万书记是有点含蓄了，这样的疯狂岂止是“有点”，简直是超人！
很多评论再一次把矛头指向了科研评价制度和论文奖励机制，好像眼下中国的学术界是鲍鱼之肆，久居其中必臭无疑，科学家的苗子栽到中国的土壤里，就必然长出这种怪异的“论文超人”来。按照这样的论断，似乎一些学人的造假抄袭看起来不但合情合理，还很无辜。
的确，这样的“论文超人”在中国比比皆是。因为一刀切的指标，因为傻瓜式的评价，写论文和发论文对搞学术的人来说，就成了天大的事情，搞出很多论文以求制度的奖赏和同行的认可，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因论文造假与抄袭的频繁，而去要求科研评价制度的改良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一味归咎客观制度的种种弊谬，容易让那些造假者和抄袭者变得昏昏然、昭昭然，进而理直气壮起来：没办法，我是被逼的！如果这都可以接受的话，那我们不妨假设一下：房价现在很高吧？买房需要很多钱吧？这都是客观现实，那为了买房而去抢劫偷窃，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拿过来”，是不是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没办法，我是被逼的！事实是，我的假设不仅不被法律允许，而且在现实中也不被社会良俗和普遍道德所接受。
在眼下学术不端的困境中，一些学界中人似乎不是通过真正的学问来获得认可，而习惯以种种学术腐败来达到目的，这种“文化”甚至侵蚀到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良心与道德底线。对于丧失道德感的人，法律尚且不能让其止步，那我们又寄望怎样的制度来拯救丧失基本道德的学人呢？
做学问的人总得坚守一些东西。科学研究是一项神圣的事业，除了制度和同行的约束与规范，自身的道德感应是一个科学家保持内心平静的最大、最自觉的平衡器。如果连这样一个寄托社会良知与真知的群体都抛弃了道德，这个社会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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