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有感 岁逢庚辰年，九秩入高龄。虽云桑榆晚，犹存赤子心。满园百花放，盛世万象新。鞠躬尽余热，接力有来人。 韩德培作于2000年
伏案研究
以97岁高龄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
最后一次过生日
70多年前，一节旁听的法律课促使韩德培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他说：“这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选择。”在这条路上，他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他的人生
韩德培，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杰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国际法学一代宗师、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1911年2月出生于江苏如皋。
1928年师范毕业。
1930年考入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后改学法律，广泛涉猎中外法学名著，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40年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学习、研究国际私法和英美普通法。
1942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转入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
1946年，应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之邀，回国到武汉大学担任法律系教授。
1947年出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并被推举为武汉大学教授会主席。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予以彻底平反。
1979年，开创建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推动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他在国际私法范围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法理论，构建了中国国际私法学的理论体系，使中国的国际私法逐渐走向成熟。他主编的《环境保护法教程》、《现代国际法》等成果成为中国国际私法和中国环境法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2009年5月29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9岁。
5月30日晚，暮色深沉，微雨过后的珞珈山带着丝丝凉意。武汉大学法学院门口，99支蜡烛摆成心形，烛影映照下，神情庄重的师生们胸前别着白花，双手低垂。“泪水涟涟，流不尽绵绵思念；哭声片片，诉不完屡屡哀怨……”一位学生哽咽着念起悼词，动情处，不少女学生失声痛哭，也有男生别过脸，摘下眼镜，悄悄抹去泪水。
在这座有着110多年历史的校园里，法学一代宗师韩德培先生是最年长的教授，被武汉大学师生深情地称为“珞珈山镇山之宝”，再过8个月，他将迎来自己的百岁华诞，师生们甚至已经开始为庆祝活动作准备，然而大家没有等到那一天。5月29日晚9时，韩德培教授因病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溘然长逝，这位不曾退休的资深教授从此安息。
开国际法和环境法研究先河
时光追溯到30年前。
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韩老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韩老又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而此时，“环境保护”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新鲜词，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
更令武汉大学人自豪的是，30年来，这两个研究所一直是全国研究和教育的重镇，不仅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且其涵盖的学科都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国内外已有广泛的学术影响。武汉大学另一位法学泰斗马克昌教授称“武大法学院能有今天的辉煌，与韩德培先生密切相关”。
“知识不老化，文章不套话，头脑不僵化”，这是韩先生的治学之道，也是他对学生的谆谆教诲。韩德培教授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时，就对一些留学生仅为取得学位而不认真读书的态度提出过批评，他认为“认认真真地在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写一篇不痛不痒并无真正价值的学位论文更有意义”，并以此致函过中英庚款董事会。他于1942年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后，遂决定不再攻读学位，而是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为丰富的书刊，进一步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阅读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三方面的书刊，并尽力收集有关资料，特别是在国际私法方面，他花了较多的时间，尽量收集资料，广泛阅读并做了大量详细的笔记。
韩德培教授是以学术为第一生命的大师，在国际私法、环境法、国际公法、法理学及法学教育等领域均取得了卓越成绩。他不仅在国际私法范围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法理论，而且构建了中国国际私法学的理论体系，使中国的国际私法逐渐走向成熟，为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他主编的《国际私法》获国家优秀教材奖，《人权的理论与实践》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国家教委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他主编的《环境保护法教程》、《现代国际法》、《中国冲突法研究》、《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私法新论》等成果成为中国国际私法和中国环境法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德培教授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载有传记条目的中国十大法学家之一。
为探寻新中国法制建设前景，韩先生曾于书信、面谈中三问董必武，并于多年以后与之结为忘年交。
1945年，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后来又到纽约，应“华美协进社”的邀请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过程中，有一些受国民党唆使的中国留学生在会场捣乱，向董老提出种种无理取闹的问题。韩德培从华文报纸上得知此事后，就写信给董老，说明这些留学生只是在美中国留学生中的少数，他们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其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还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董必武很快回信：“我能辨别会场上的人，我能区别凤凰和乌鸦。”董老还很明确地告诉韩德培：新中国当然需要法制，没有法制不行；研究法学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中国的法学就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
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如何适应建设新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老。董老的回信坦诚依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解党的政策，这样就能把握法学教育的方向；法学教育，我们要学苏联，同时也要借鉴西方的经验。韩德培顿时觉得心里有了着落。
韩德培教授造诣最深的领域是国际私法。简单地说，国家与国家之间法律不同，如果民商事纠纷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该按谁的法律来解决？国际私法就是在解决这种法律冲突中发展起来的。韩德培教授运用自己的学识，曾为国家挽回了数亿美元的损失。
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幅度较大的调整，需要终止“文革”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涉外合同。合同的另一方——日本、联邦德国等公司提出，终止合同可以，但要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与中国签订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的间接损失。账算下来，需赔偿好几亿美元。
有关部门想到了韩德培。韩德培和助手到京后，和另一位研究国际公法的法学家周子亚先生一道，仔细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的法律条文，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不是根本违反合同，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中方只能“适当补偿”，而非对方提出的“充分、有效、即时的赔偿损失”。这份报告有理有据，经过谈判，将中方的损失减少了3/4。
爱才护才充满仁爱之心
“泗上风高文曲星沉悲讯传天下，五洲学人痛悼贤哲挽韩老；程门雪冷仙山鹤去哀声震寰中，四海弟子泣承遗志哭恩师”。5月31日，庄重肃穆的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黑纱低垂，体育馆正中韩德培老先生的遗像慈祥含笑，音容宛在，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表达哀思。
著名法学家、武大法学院博导、已72岁高龄的余能斌教授，跪拜在韩老遗像前顿首痛哭，苍苍白发的他不顾旁人的拉扶，一声声叩响在木制地板上，悲痛的哭声撕扯着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韩老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也是我这么多年教书育人的楷模。”心情略微平息之后，余教授向记者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1981年5月的一天，70高龄的韩德培先生专程从武汉赶到北京，邀请当时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余能斌来武汉大学执教。为了推辞，余能斌向韩老提出两项苛刻的条件：一是为他在湖北武穴的妻女4人解决武汉户口；二是为他们解决住房。他以为这样的条件足以让韩老放弃邀他来武汉的想法。“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这也的确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没想到韩老回去后，便拉着时任武大校长的刘道玉先生为我四处奔走，仅两个月便将我全家户口迁至武汉，还为我们找了一套新房子。得知消息，我被他的一诺千金打动了。随即来到珞珈山下，追随韩老投身教育事业至今。他既是我的教学榜样，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说到此处，余教授似又想起历历过往，竟是哽咽难语。
著名国际法学家、国际组织法的奠基者和创始人、82岁高龄的梁西教授是韩老的学生，他对韩老师的课印象特别深刻：“我上学的时候，韩老师教两门课——国际私法和西洋法律思想史。韩老师讲课从来不拘泥于形式，每次上课前他都要花很大的工夫备课，他讲课不但思路清晰，而且见解独到。”
“韩老师对学生很负责。有一次我去他家里交作业，他正在吃饭，不等把饭吃完，他就开始批改作业。韩老师的师德对我影响很大。”
梁西说，他后来到武汉大学任教，也是受韩德培老师的影响。“我大学毕业后就到北京大学任教，一直在那里工作了30年。先生多次跟我说武汉大学师资紧缺，希望我能为母校做些工作。后来，韩老师又写了三封信给我做思想工作，最后我决定回来。"
韩德培教授为学为师为人堪称学者典范。他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他总是从学科、院系和学校的大局出发，对人才大胆推荐、大胆提拔。“上世纪50年代，韩教授不幸蒙冤，遭受不公正待遇，当时的月工资从194元陡降到30元，不够一家人生活，但他依然笑对坎坷。1979年，冤屈得以洗清，他并不计较过去，对那些整过他的人，该提拔的照样提拔，我非常佩服他的气度。”武汉大学另一位法学泰斗、83岁的马克昌教授说。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是韩老带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国际私法专业第一个博士。5月29日晚7时，得知韩老病危消息，他立刻买了当晚的火车票从北京赶回。
在黄进的记忆中，韩老提携后人不遗余力，“我1984年留校任助教，到1993年就成为博导，这与韩老的提携密不可分，在他那里，有才能的人可以很快进步，他乐于成人之美。”他说，韩老对有利于同事和学生发展的事，比如提职、提薪、获奖、深造或出国进修等，他尽量支持和玉成。面对学生的急躁，韩老告诫学生要有“三心”，即对自己要有“信心”，干事要有“决心”，成长和发展要有“耐心”。他说，与韩老在一起学习、工作，他老人家的光芒“不仅照亮了我们、温暖了我们，而且感化了我们”。
执教60多年来，韩德培先生身体力行，为我国培养了200多位高级法律人才。他培养的弟子和他的弟子指导的弟子已有两人成为全国中青年法学家，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一位是武汉大学前法学院院长、现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教授。他的学生还有很多在重要岗位任要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国际民航组织行政局局长柳芳博士、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徐宏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教授等都是他的高徒。而直到90多岁高龄，韩老仍在亲自指导博士生，每逢研究生入学复试，他都必定拨冗到场，一待就是一整天。
5年前，94岁的韩老身体还比较健康，有博士生上门请教时，他一定会站在家门口，亲自为学生开门；学生离开时，他也一定送到门前，看到学生离开后才会放心关上门。在学生眼里，韩老不仅平易近人，而且“很有童趣”。博士生付文轶不会忘记，2006年圣诞节，几个学生陪韩老过节。韩老那天兴致很高，给大家讲述自己在美国过圣诞节的经历，还戴上圣诞帽，扮起了圣诞老人，憨厚的神态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帅颖也是韩老的博士生，她说，韩老特别喜欢和学生们交流，每次都是在保姆的“强令”下，他才依依不舍地送走学生。“老先生每次都特别舍不得我们离开，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走出门。”帅颖记得，2007年6月，她和两名同学要出国做访问学者，临行前去看望老先生，时间约好在下午两点半，她们两点刚过就到了韩老家楼下。“我们怕打扰他午休，就迟迟没有上楼。但是就在我伸手按门铃的时候，门突然自动弹开，原来门并没有关，保姆说，老先生那天没有午休，一直在阳台上等我们。”
山东政法学院的王立武，是韩先生2006年招收的博士生。据他回忆，2007年6月，他到韩先生家里去时告诉老师，自己的儿子要高考，必须回家一趟。一个月后，他从山东回汉探望老师时，韩先生第一句话就是“孩子考得怎么样”。
今年5月12日，已住进重症监护室的韩老突然提出要见他的学生、武大青年教师徐祥博士，但徐祥当天有课，韩老只好请陪护转告他三件事：自己带的5名博士生原定于5月30日论文答辩，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认真修改；一位很有才能但学业时间延长的女学生，希望她能顺利通过答辩；今年刚招收的博士生，面试情况如何。当晚，韩老病情突然加重，再也无法清晰说话。徐祥悲痛地说：“没能当面听到先生最后的话，这将成为我的终身遗憾。”
韩先生指导的2006级博士生叶斌本来拟于5月30日毕业答辩，没想到答辩前一天恩师仙逝。“读了先生三年博士，先生竟没能等到这最后一天。”叶斌对先生的豁达大度念念不忘，“韩先生谈起过去在‘文革’期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时，总会哈哈大笑，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而说起李达老校长等人在‘文革’期间的遭遇时，经常潸然泪下，好像在说自己的事。”
一言一行昭示学者风范
走进韩德培教授生前的寓所，陈设简朴，但藏书丰富。一进大门，两面墙都是书架，摆满了中外法律、文学书籍。大量奖杯、奖牌，无言地诉说着他一生中的建树。一座骨雕上的红绸，书有“武大执教50周年纪念”几个字，这奖品虽是6年前得的，却保存得完好如初——这是韩老最为珍惜的荣誉之一。
在旁人眼中，韩德培先生堪称泰斗，但在其两子一女的眼中，他只是一位平凡的父亲。在韩先生次子韩健的印象中，父亲是个特别自律的人。他回忆道，父亲生活很有规律，近两年，他吃完午饭会休息一下，但从来不在床上休息，而是靠在躺椅上或沙发上，他说怕睡过头耽误时间。
女儿韩敏对父亲的“认真”记忆最深。她说，当年父亲在武大负责教务，任何细节都亲历亲为。学生考试期间，他会特地去食堂检查伙食，怕学生吃不好影响成绩。法学院组织大型会议，他也会提前去会场，检查桌椅摆放、横幅悬挂。但是家里的摆设格局，自1998年后却没有变过。
韩老家中摆设十分简单，三居室干净利落：客厅入门靠墙处是一排书架，旁边是旧式的用了七八年的灰蓝色皮沙发，橱柜上陈列着大大小小的瓷盘、时钟等物件。子女们有时想帮他装修一下，他不同意。在场的亲友们回忆，韩老生活俭朴，随手关灯、随手清理垃圾已成习惯。他的家人说：“先生最看不得浪费。他眼睛近视很深，有一次吃饭时看到桌上有个‘饭粒’，就拈起来放到嘴边，没想到是一个粉笔头，还蹭得一嘴粉笔灰。”
韩老的学生徐祥告诉记者，几年前，有一次韩先生兴致勃勃地让他猜，他身上穿的衬衣是从哪儿买的。徐祥想，老人近几年也没有出过国，便肯定地说，这肯定不是从国外买的吧。岂料，这件衬衣竟真的是上世纪80年代老先生到国外做访问学者时买回的。
徐祥哽咽着说，他没有想到20多年前买的衬衣，老先生竟然一直没舍得丢。韩老逝世的那天晚上，他把老先生从病房送往太平间时，发现老先生身上穿的，正是这件已经洗得变色的衬衣。
韩老总是教导子女们：做事要认真，做人要正直。韩健在武大求学时，不少老师都是父亲的学生，从他们嘴里听说了父亲在治学、处世方面的许多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仁山教授曾经告诉韩健，他至今珍藏着当年读研究生时韩老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对他论文的得失进行了详细分析。韩健曾在武大读法律并任教几年，后来到深圳从事法律仲裁工作。他的女儿继承了爷爷的志向，在深圳大学教法律，祖孙三代时常讨论法律话题。韩健说：“父亲每周六10点钟会准时给我打电话，主要是问我女儿的情况。因为我女儿也是教法律的，所以他会特别叮嘱要认真备课，还挑选教材托人带到深圳。”
在子女眼中，这位严谨的老人也很有生活情趣，爱好广泛。年轻时，韩德培酷爱体育运动，经常踢足球、打乒乓球。年事渐高后，仍很喜欢看球，还时常熬夜收看重要的足球赛事。在去年底的体检中，韩老被诊断出患有间质性肺炎。今年住院后，即使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只要神志清醒，他跟子女念叨的就是法学院今后建设应该怎么办、5名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准备得怎么样了这些“别人的事”。
深受众人敬仰的一代大师已化为一颗夜星，永远沉睡。珞珈山上再也听不到他的爽朗笑声；他的弟子永远无法再聆听他的教诲；他开朗的笑容，从此只能在记忆中定格。韩德培教授给他的弟子留下了两个未了心愿：一是希望武汉大学法学事业在国际上享有一席之地；二是希望自己的学生中，能够出现世界级的法学大家。
“韩老高寿，且德高望重，他的故去不仅是法学院，也是武汉大学，乃至中国法律界的重大损失。”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说，现在他们可以做的就是继承韩老的学术风范和学术思想，并将之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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