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3年，预计到2012年，全球纳米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万亿美元，而纳米技术的危害性依然充满未知。在日前召开的中英学术研讨会“纳米监管与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的角色”上，这一局面被两国学者反复强调。

 

从研讨会上9位英国学者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四五年中，英国的社会学者积极参与到纳米技术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在政府制定政策以及沟通公众等方面做了很多深入、系统的工作，起到了相当有效的作用并产生了影响。与之相比，我国在纳米技术的社会问题研究上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

 

谈到人文科学在纳米技术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英国兰开斯特大学高级研究所名誉教授、英国皇家艺术学会研究员麦克纳顿教授说，对像纳米技术这样“被技术化了的自然”，人们会对它的未知性提出疑问。这种未知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纳米技术意味着一种对公众承诺的未来。在这方面，我们要说清这一技术的目的以及它所带给人们的梦想，要对它进行哲学思考，以更好地帮助这一技术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在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它的危害前，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是放弃监管，还是采取风险控制的方案。

 

自2004年英国皇家学院呼吁制定对纳米技术进行监管的政策并得到采纳以来，越来越多的机构、环保组织提出监管方案、法规建议，积极影响着政府的决策。麦克纳顿引用英国皇家学院最近提出的一种观点说，当代社会是新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新材料带来的健康、环境等问题，不仅数量众多且难以应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不是单一的国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多国联合行动。

 

相比之下，我国的纳米人文科学研究刚刚起步。“国内目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很少，更谈不上系统和深入，我国公众对纳米技术的认识也远远不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说，我国公众所接触的纳米技术，大多是一些经营者为了赢利所打出的旗号。“就在几天前，我发现一个卖金项链的厂家竟然也打出了纳米的旗号。”

 

自2001年成立全国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委员会并发布《国家纳米科技发展纲要》以来，由中国研究人员撰写的与纳米科技有关的论文数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国内已有50多所大学、中国科学院的20多个研究所及300多个企业，包括来自研究所、大学和企业的3000多人的研究队伍，在纳米材料、纳米结构的检测与表征、纳米器件与加工技术、纳米生物效应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然而，我国公众甚至一些科研人员对纳米的潜在风险和预防等问题的认识却远远不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曹南燕在研讨会上与国内外同行分享了她在一些纳米研究机构中的见闻，在某研究所，“科研人员并没有作特殊防护，只是采取了一般的诸如戴手套、口罩等防护措施，而且即便这些初步的防护也只是出于保持清洁的目的，并非针对纳米技术的可能毒性而实施的”。对于实验室的废料，目前，在某些研究机构中也只是放在垃圾袋里，按照普通垃圾的方式处理。

 

关于科研人员对纳米技术的安全认识，曹南燕认为，从理论上说，他们很清楚自身所肩负的对于社会、对于环境的责任，认为在看到纳米技术给人类可能带来的有利一面的同时，要努力保持对其可能危害的警醒。同时，他们对纳米技术乃至整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他们相信，人类可能会为自身的发展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人类有自省能力，在出现问题之后，应对能力也会立即产生。

 

先发展后治理，是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科技发展曾经和正在走的一条老路。从研讨会上可以看出，英国学者们已经在为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而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国学者对这种模式也提出了质疑，北京大学胡林英说，先发展后治理模式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带来了众多灾难和教训，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

 

邱仁宗则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对于纳米这种潜在风险更高的技术，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可能会让我们付出超过以往的、无法预计的沉重代价。

 

“为纳米技术的未来发展规划出一条更合理的轨道。”英国学者在参与纳米技术未来发展研讨会时，对人文科学表示出这样一种信心。而我国科学与人文科学间分布不均衡，使得很多人文学者只能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进行零散的研究，长期、稳定、系统、深入地介入科学中人文问题的人文学者和人文课题都相对较少。多位学者都在研讨会上坦言了这种局面。邱仁宗说，根据美国的布局模式，每一个重大项目的启动，都会有5%的经费用于该项目相关人文问题的研究，而我国则离这样的布局结构相去甚远。

 

我国科技人文研究的零落，在此次研讨会前，已经让英国研究理事会的中国负责人高德文感受深切。他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国寻求科技上的合作，途径相对清晰，三大部委——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都对科学有稳定的投入与规划；而在中国寻求人文科学的合作，对他们来说是一大挑战，他们不知道该到哪个部门或机构进行联络，因此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研讨会，与中国的人文学者进行沟通、交流，增进彼此间的了解。

 

让公众了解纳米技术的前景与风险，会不会对技术的发展产生阻力？先行一步的英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充满信心的回答。剑桥大学哲学博士达博岱说，“公众参与辩论对决策和技术开发方向起了重要作用，科学家们也从中了解到他们的研究在社会上的反映。”对于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是否会引起恐慌的问题，他说，其实真正让公众害怕的不是一些具体问题本身；公众最担心的是，政府不把关键的问题和可能的风险公开出来。他认为，人文学者的参与，实际上有助于政府与公众在关键问题上实现相互信任。

 

《科学时报》 (2009-2-3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