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与中大学生交流。（谢俊杰摄）
著名华裔数学家、菲尔茨奖得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3月26日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在题为“论高等教育”的演讲中，丘成桐不仅回顾了古今中外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更痛陈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年轻人才缺乏、经费不足、人文教育匮乏、开放性不够、评审制度不健全、研究与教学脱节、行政管理官本位等七大弊端。
大学不应该服务于利益集团
丘成桐旗帜鲜明地反对大学为了获取经费支持而服务于利益集团。即使是为社会服务，丘成桐同样坚持大学应当具有独立性，“大学一个重要目标乃是提出和解决社会需要的问题，而不是社会某些利益集团要求的问题”。
中国大学热衷于政治与学术挂钩，很多名校以出了多少个政府部长为荣，丘成桐对比了美国名校的情况，“美国顶尖的学府同样渴望其学生能当上未来政府的要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它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标，在科学、文学艺术、工程和医学上的创造发明，比培养官员更为重要。”
丘成桐批评中国学界专注于人际关系多于学术成就。他批评中国学界目前的现状是，“教授们在一段时间内已感到韶华不再，他们不愿意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年轻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来访教授的赏识为荣。创新已经不是作研究的首要目标。”
中国教授从基金中得好处太多
“对很多中国教授来说，失去基金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丘成桐格外不满中国的科研基金评审制度，他认为症结在于利益之争，“在国外，一般有终身职位的教授，从基金里拿到的好处不会超过二到三个月薪金，其他都是用在研究方面；而在中国，从基金拿到的好处往往比自己的薪水还要多好多”。
其次，基金分配掌握在一小部分院士、政府官员和大学行政人员的手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学术界的争执。虽然行政管理部门倾向于采用某些看似公平的定量方法(如按论文的数量、SCI引用的频数等)去为研究打分，甚至要求每所大学的教授填表去评估其他大学。但上述做法“既耗费大量精力在繁复的文牍工作上，又使原本已够复杂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效果值得怀疑。
那么能否可以引入外国专家评审呢？“(现在)中国的一些教育与学术机构往往以外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为理由，拒绝让外面的专家参与评审”，丘成桐说，“这种看法，我看是不符合科学不分国籍和种族这一科学精神的……让人怀疑他们是否怕研究的细节为人所知，或是希望保持他们对基金或学术事务上的影响力。”
中国大学由官员和院士管理
“现在的中国大学是由官员和院士管理，整个大学受到他们的管制”，丘成桐认为这种管理体制并不利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他提出，“几十年来得诺贝尔奖的发现很少来自政府控制和管理的研究。大部分发现都是科学家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计划，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而且往往是无意中得到的”，因此自由的学术环境在科学创新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要可充分、自由地选择研究项目，即使研究理念、方向与众人不一样也不会被横加干涉。可惜在今天中国的科研体系中，如果真有此特立独行的教授，可能他的研究工作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与科学家不自由相关的正是“官本位”思想作祟，“在中国常常是这样的情况:当某学者完成出色的工作后，最常见的奖励便是将他提升为系主任或研究所长，不久之后更升迁为政府高层。这些出色的学者当了领导之后，肩负行政重担，文山会海、上下级的迎来送往、政府定期听取他们的意见等等，花去他们不少时间，常常令他们繁重得透不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