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14年的大学生辅导员，谢雅维深感学生辅导工作的分量有多重，也颇为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焦虑。谈及这些问题，作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的谢雅维心情很沉重：“尽管大学生思想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大学生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有些问题我能帮助他们解决，有些则无能为力。”
过高的期望，焦虑的心理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已经引起教育、心理、医学及社会工作者的担忧和重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已成了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高校里的自杀事件并非个别。谢雅维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凸现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多方面的失职。
她的学生中，也曾经发生过类似悲剧。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谢雅维谈起那起“跳楼事件”，仍然十分心痛。她说，那个学生非常优秀，还是校报的副主编，平时看起来也很活泼开朗，实在没想到，他会在深夜里爬上学校最高的楼顶……后来，心理分析师说这个学生是“阳光抑郁”，即在外人看来很优秀、很阳光，其实内在却隐藏着灰色的心理。
导致这个学生走上绝路的直接诱因让人难以置信：仅仅因为当天他主编的报纸清样，送给审阅的老师，老师没来得及审阅。这件事给了谢雅维极大震动。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她一直在思考它、理解它，寻找它的来龙去脉。在谢雅维看来，其实现在有不少大学生像那个学生一样，阳光灿烂的外表掩藏着难以琢磨的心理。
她认为，从小到大都承载的过高期望，是笼罩在孩子们头顶的沉重乌云。从上小学起，孩子们接受并不断被强化的观念就是考大学，考好大学，有大出息，这是来自家庭、学校的期望，也是整个社会的理念。过高的期望，使得不少学生长期压力过大，心理变形。结果，不知何时现实中的一点点挫折，就可能成为导火索，引发心理崩溃。
很多家长在充分满足孩子们物质需求的同时，却忽略了他们的精神需求。一名来自湖北省黄梅县农村的女学生，成绩一直十分优秀，却在大学期间多次出走。这名学生的父母在上海打工，父母对她惟一的关注和期望就是她的学习成绩。然而，从中学里众目睽睽的焦点，到大学里相形之下的逊色，使她的内心失去了平衡。尤其是与城里女孩比起来，不仅没有之前的优越感，反而觉得十分自卑，这时，心理危机就出现了。
谢雅维说，她去过一些农村中学。在那里，高中生接受的是近乎严酷的封闭管理，早晨五点半起床，接着就是学习、学习，很少运动，考大学是学生以及学校的绝对目标追求。
经济学上有一个关于幸福的公式：幸福＝效用／期望。期望值过高，幸福感就会变低。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过高期望值，带给学生的往往是焦虑、抑郁、困惑和失落。
激烈的竞争，沉重的压力
网络一些耸人听闻的“调查结果”，引发了人们对于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的争论，“超过半数的女大学生不反对做‘周末二奶’”、“二成以上的女大学生认为‘傍大款’很正常”等等，这些调查有多大的可信度姑且不论，但是大学生中存在的急功近利、诚信缺失等问题却不容忽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找个好老公等于少奋斗十几年”等观念比比皆是。
谢雅维说，在全社会泛功利化的背景下，一些女大学生因为虚荣而产生了扭曲的心态，在选择感情、婚姻时置金钱于爱情之上，这很可能会使她们尝到后续的恶果。而在这些扭曲心态的背后，不仅是家庭和社会教育在某些方面的缺失，也是扭曲的竞争压力带来的后果。
就业的压力加大，竞争的压力加剧，使不少大学生产生焦虑。而竞争中一些不合常理的所谓“潜规则”，如在就业中不一定是看能力、看水平，而是看关系、看“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让许多大学生失去了心理平衡。“再比如录取研究生，有时候我们也主动跟那些可能找到其他途径的学生说，从正常的途径已经无能为力了，你得想想其他法子了。”竞争失序，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使大学生们十几年来从书本、从老师那里获得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产生动摇甚至颠覆。由此，象牙塔就难免不清静，也难免会出现种种奇谈怪论甚至扭曲行径。
考试作弊是大学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对此，学校的规定一般都很严格，一经发现就可能开除学籍。然而，这样的处罚规定，却使得很多大学老师心里犯难：抓到谁就等于彻底毁了学生的前程。所以往往下不了手。这也使得一些学生心存侥幸，相信老师不会轻易抓人。而这又导致另外一些学生产生不正常的竞争心态。于是，一些大学生就把诚信的责任推托给了别人，而不是自己承担。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许多80后大学生习惯于把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戴上耳机在网上生活。“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戴上耳机，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就有一种不安定感，但是他们不一样，可能带上耳机才觉得安定。”这一生活方式，也让一些大学生生活、心理渐趋封闭，对周围的实际生活不关心、不信任，丧失责任感。
谢雅维说，目前大学生面临很多新问题，但学校辅导员人力有限，不可能走入每一个学生个体中。对班主任老师虽然有一定的课时补助，但是作为高校老师，考核的主要依据还是学术成果，对于与学生的沟通交流，除了激励，更需要时间、精力和爱心的付出。
体制的不顺，学生的无奈
“其实，各种矛盾归结到一点，就是应试教育的高考指挥棒作用。”谢雅维说，“因为这样选拔人才的机制，使得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家长都过于关注孩子的成绩，却没有在孩子人格成长、情感发育、心理教育及多方面发展、因材施教等方面下工夫，使孩子成长上的问题越积越多。大学生存在的诸多问题，其实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各类问题的总爆发。”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的种种弊端，也冲击着大学生的心理。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重复设置、扩大招生，加重了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而有些学校甚至只管扩大招生数量，不顾培养质量和就业出路，把经济利益完全置于社会利益之上。“比如播音主持专业，社会需求的人才是有限的，我们一直将招生规模控制在25人，但有的高校一下子就招录七八十人，明显没有就业出路，只会加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在高校里，学术剽窃的问题凸现，而比学术剽窃更为严峻的是学术腐败。“专家教授们越来越失去学术品格，屈从于种种考核、评比、项目、课题，屈从于领导权威。这种教育环境，也对大学生造成了一定冲击。”
跟随学生到农村高中支教，谢雅维感觉到“新高考无用论”在农村已经有一定的市场。一些高中生有一种悲观心理，觉得报考也不一定能考上，考上后也未必能有好工作。而父辈甚至同辈的经历告诉他们，打工也可以有出路。她说，这种现象有积极的一面：这些弃考的学生可以做其他的选择，选择学一门技术，做一名蓝领到社会最需要的部门中，使得市场可以更加合理配置资源。但在另一方面，这也需要我们的高等教育资源尽快作出调整，合理配置专业，适应社会需求。（原题为辅导员谈高校自杀事件：凸显家庭学校的教育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