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绪帝御批开始，山东大学建校已近110年历史，1930年代的山东大学曾享誉远东，1950年代的搬迁、2000年的三校合并，几度变迁，今天，这个老牌名校悄然间成了中国规模最为庞大的大学，躲在孔孟之乡，默默无闻、踏实为学。
校部机关办公楼是山大校园里最破旧的建筑之一，正在建设的新办公楼让给老师们做办公室了，新来的校长徐显明说要给予学者们最大的尊严，“至少得让每个老师有个独立的办公室吧！”
从中国政法大学到山东大学，徐显明已有近10年高校校长的经历，这个副部级的校长对高校行政化的积弊，有着清晰认知。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从徐显明身上，记者能够体会到的除了对山大的热爱，就是对于中国高校行政权力侵害学术权力的切肤之痛。这个出身法学的校长，有着人文知识分子典型的治校思路。他说，要把山东大学办成中国最具德性的大学，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都能诵论语、吟道德经。
从北京到济南，徐显明感概“京华多浮尘”。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的会长、中国人权法领域最顶尖的学者之一，他依然要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要管理一所大学，还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学术。徐显明说，他分身无术，各种工作都要勉力维持。这几乎是中国高校校长共同的困境。
慎用自主招生权
《南风窗》：今年的高考招生计划有两大特点：一是各个部属重点大学纷纷减招本地学生，二是扩大自主招生规模。早在2006年，您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就推行了减招本地生的改革，当时应者寥寥，现在似乎成为各校共识了。
徐显明：现在可以这么理解，2006年政法大学减招本地学生的做法现在已经发展为一项国家的招生政策。公平分为两个含义，一个是机会均等，另一个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政法大学首倡对招生价值的追求，目的就在于还考生在高考中的机会公平。
《南风窗》：在上世纪30年代，山大曾经出现过一个臧克家，当年他数学考零分，可是闻一多也能把他招到中文系来读，如果这样的学生出现在今天的考场上，您认为还会出现当年的结果吗？
徐显明：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们会让山东大学产生第二个臧克家，但高考现在还没有结束。三十年代的体制，每个院都可以进行自主招生，当时闻一多是山大文学院院长，是他去说服校长一定要录取的。
今天，事实上，各大学的校长，对于自主招生权都非常慎重，我也一样，一直要求学校慎用此权。招生的根本目的就是选拔最好的学生，招生无论怎么改革，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保证机会均等，一个是保证优秀的生源不被改革所忽略，改革的目的也是寻找优秀的生源。
《南风窗》：慎用自主招生权是不是因为随着高校权力扩大，有可能产生特权、腐败这些问题？
徐显明：目前我们的招生环境存在不安全因素，自主权过大，对大学来说就存在一种危险。作为校长，如果你缺乏能力拒绝或者顶住各种压力，招来的学生就一定不是好学生，实质上就违背了招生的本质。所以我说要慎用这个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的行使一定要在阳光之下。这项权力带来的另一种危险，是会产生不公平现象。除了防止特权以外还要防止不公平。比如说自主招生的时候，进入你视野的才是自主招生的范围，但是大量的学生并没有进入招生者的视野，这就出现了一个机会上的不公平。
《南风窗》：除了闻一多，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还有很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情况，但并没有觉得说特权产生了不公平造成了腐败。到了21世纪，国家强大了，反倒在出现特例后，媒体和公众习惯性地质疑其公平性。
徐显明：三十年代的大学，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不像今天那么紧密，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是三十年代的大学，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拒绝和排斥社会压力的能力很强。另外三十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明显是富有者的教育，是精英的教育，穷人的孩子是没办法读到大学的。但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向大众化发展，大众化教育带来的问题就是大学办学的民主性。所以现在社会上任何人都有权力来批评大学，而大学受到普遍关注或引发舆论批评，其实质是在表现大学的社会性和民主性，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必然结果。三十年代的大学跟大众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
行政化、功利化与世俗化
《南风窗》：现在公众对于大学的批评，似乎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化，校长的官僚化日益严重，您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大学最大的积弊吗？
徐显明：一所大学里有四种公共权力，第一种是政治公共权力，也就是大学的决策谁来做出。中国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集体决策。第二个公共权力是行政权力，由校长来行使，对内行使管理权，对外代表学校。第三个是学术公共权力，由学术权威来行使，一个大学里面一定要有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由教授组成的一个公共权力，这个权力不同于管理者的权力，它的行使方式不是处理而是判断。第四个是民主的公共权力，每个学校都有教代会，教代会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是对大学运作过程实行监督。
现在大家批评的比较多的确实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但是高等教育还有一个被人诟病的方面是它的功利化问题，在一些低层次学校里面还有一个世俗化的问题。
行政化的主要表现是用行政上的权力来替代学术上的权力，另一个表现就是，用行政上的权力来替代民主权利，所以使民主的公共权力和学术上的公共权力被边缘化和替代化。
大学的功利化现象，是说许多大学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其活动正在背离教育的本质。教育活动和人类其他活动，最根本的区别是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触动人的本性，引领人的灵魂是教育的本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道德的教育就是一种罪恶。我们现在有些大学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德性，变成了富人或者一部分人的工具。打开新浪打开搜狐看一看，有德性的大学和没有德性的大学在这两个公共信息平台上都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
还有些大学，打着旗号说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但在服务之下，他不是在引领社会，而是跟在社会的后面成为附庸，社会上一些庸俗的生活方式都进入了大学，这样的大学无法做社会的灯塔，无法引领社会，实际上不是社会需要它，而是它需要社会。
分权以去行政化
《南风窗》：中国的大学里，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害几乎普遍存在，这一轮的改革中，您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山大会有一些大的措施吗？
徐显明：我们会有比较大的改革。过去大学基本是关起门来决策，教授几乎不参与，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开门决策，在决策的全过程中邀请教授参加，邀请教代会代表参加，把决策过程变成民主的参与过程。具体的制度设计我们正在进行当中。
第二个改革，我们准备实行学部制，山东大学有47个学院，学科划分过细，已经使学科之间形成壁垒。过细不利于新的学科的产生，也不利于培育交叉学科，所以我们现在想在这47个学院的基础上设立一些新的学部，它是一个学术组织，全部由学术权威、知名教授来组成，由学部去指导学术发展，将学术的发展交由教授们去决定、去判断，把学术的公共权力还给学者们。
《南风窗》：学部是在学院和校领导中间形成的一个中间层吗？行政体制的改革一般来说，是应该减少管理层级的，山大这样的改革不是意味着增加管理层级吗？
徐显明：不是增加层级。现在大学里，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各个学院里面，资金、平台、人才、福利等等问题，这个院几乎就是一个小社会，里面交杂了政治、经济、学术，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改革，就是要把院里面的学术部分剥离出来，剥离出来之后交给这个学部，比如，如果这个院里面要引进人才的话，就不再是院长说了算，而是要他上面的学部来决定，这是教授治院的基本模式。
《南风窗》：这是一个分权的过程？
徐显明：对，就是要把各种权力的集合体破解掉，先把学术的权力分离出来，由最权威的教授来行使。我相信这是一个改革的趋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先分离，没有分离的话，那么行政权力替代学术权力似乎就是必然的。
《南风窗》：对您来讲，做这样的改革，初衷是什么？
徐显明：我们只是在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来办学，使它恢复规律而已。这也仅仅是我们改革的第一步，希望能从制度上来解决大学过度行政化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第二个改革，山东大学现在正在讨论“一把椅子的理论”，现在我们很多高校对老师的尊严既有第一次侵害，也有第二次侵害，第一次侵害是指一个老师进入到大学以后，他没有独立的尊严空间，大学没有给他提供自己控制的研究空间，具体说就是很多老师没有自己的研究室，连工作人员都不如。第二次侵害，就是教师到院里面去，或者到校部机关里面去，当他推开处长的门，或者哪个办公室的门，假如这个办公室只有一把椅子，那么应该谁来坐？
当他推开校长的门，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长应该赶快把椅子让给老师来坐。不管在哪里，当你能够做到始终是老师坐那把椅子，我们的行政工作、管理工作最终为教师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理念才能建立起来。
《南风窗》：这只是一个设想中的理想状态吧？
徐显明：这可不是什么理想状态，只是正常的状态，问题是现在我们很多大学都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我们现在许多大学，现在我们很多老师推开处长的门，遇到的是冷脸，不要说让你坐这把椅子，可能客气的话都没有。更有甚者，处长可以召集教授训话，这种状况可谓之本末颠倒。
大学排名很荒谬
《南风窗》：最近这些年，各种版本的大学排行榜层出不穷，从政法大学到山东大学，作为一个校长，您通常如何面对这些排名？
徐显明：我是不赞成大学和大学之间进行对比的，大学之间唯一可以比较的是学科。单科性的大学就像苹果，多科性的大学就像香蕉，而综合性的大学像葡萄，把苹果香蕉葡萄放在一起，谁是第一，这个命题是很荒谬的。
另外，有的大学是提供经济服务的，有的是提供法律服务的，有的是提供科技服务的，有些大学是提供方法服务的。就像我们人有的需要眼镜，有的人需要衣服，有的人需要鞋子，现在把眼镜衣服鞋子放在一块比，你说哪一个第一，这个命题同样是很荒谬的。所以，我认为大学有它的不可比较性，这个不可比较性就在于每个大学都有它鲜明的个性。
《南风窗》：排名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特色不是很鲜明，办学同质化的情况比较严重。
徐显明：大学排名是美国人的发明，我叫它美国主义，美国主义是科技主义，而科技往往都会变成数量，成为数量主义，这会导致对大学无尽的伤害。因为在排名中，大学最宝贵的几个东西被排掉了，第一是大学的德性，表现在责任感，你这个大学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承担了多少责任，师有师德，生有生德，校有校德，但道德不能数量化，排名当中没有哪一所大学的道德被算在里面。
第二点，美国主义最不科学的东西，就是美国的大学很少注重思想，你看这一两百年里面，美国产生了多少个思想家，是很少的。像欧洲产生福柯的大学，产生哈贝马斯的大学，这些大学对人类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产生诺贝尔奖的大学。思想是不能排名的，可思想恰恰是一个大学最本质的特征，没有思想的大学叫做大学吗？
第三，大学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才，现在的大学排名缺乏对大学人才培养的计算，大学的成才率没有被统计出来，一流的大学有一流的成才率，三流的大学也同样会有人成才，它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里？在于它的成才率会远远低于一流大学。
《南风窗》：现在大学排名指标里，会统计一个大学有多少院士，富豪榜上有多少校友，甚至还有有多少中央委员，这不是对成才的考核吗?
徐显明：这样的排名往往是被虚夸的，夸到哪去呢，有的人他的第一学历可能是专科出身，但后来改变了他的学历，变成了硕士或者博士，你在他的个人的表格当中，只能看到他博士学位的学校，但是对他形成终生影响的一定是他读专科的那个学校，而这个专科学校，公众一定会把他当作三流学校，所以他在浮夸自己，授予他博士学位的大学也在浮夸他。世上多数人愿以一流大学作为自己的出身，但使他终身受益的还是他的第一学历。
再有，排名把特色给灭失了，特色是不能排名的，一个大学最宝贵的这四样东西，在这个大学排名里面是得不到体现的。所以说大学排名是一个只有商业价值而没有科学价值的东西，而且会对社会产生贻害无穷的误导。
大学不是职场
《南风窗》：就业恐怕是学生、家长最为关注的事情了。大部分中国学生进好学校就是为了在毕业的时候，能够找一份好工作，您希望学生来读山大就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呢？
徐显明：在学生就业问题上，有几个所有大学都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是学生要找一个与期望值对应的工作；二是学生要找到他适合做的工作，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所有学生都感到就业有困难和压力。大学进入到毛入学率23%的时候，也可能产生功能过剩。大学的发展一定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有些教育学家认为中国大学的发展超越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的阶段，这只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学生就业的困难。但是对优秀的大学来说，我们学校受到的影响并不明显，我昨天到生命科学学院去，他们的签约率与2008年同期相比大概只差2%-3%。
《南风窗》：1916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他讲，大学不是职场，大学不培养为了职场而去努力的人，您也同意大学不应该把培养职场的人作为目标吗？
徐显明：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我们应该为学生的一生着想，而不是仅仅为学生毕业的那一刻着想。美国有一个统计，说是在学生毕业6年内，是变换工作次数最多的阶段，越是优秀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变换次数就越高，因为他第一次的选择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选择，所以他会不断变换选择，一直到最理想为止。而这些优秀的大学恰恰就是给了学生适应变换空间的能力。
厚重山大
《南风窗》：那刚才说到的特色，现在的教育部也说要强调办学特色，就山东大学来讲，您希望它具备怎样的特色？
徐显明：山东大学属于综合性、研究型、开放性大学，这些特征都属于山大的历史特征。山东大学有两次历史上的辉煌，一是30年代，一次是50年代。现在我们要追求第三次辉煌，这次辉煌从2000年山东大学和原来的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以后开始。目前我们的规模，在校生人数是全国第一。
《南风窗》：规模大应该也是双刃剑，规模大不是往往会成为教学质量提高的障碍吗？
徐显明：是的，规模大相对的成才人数就多，但对于质量提升，是灾难性的。因为规模越大，质量提升的难度就越大，二者呈反比例关系。高质量和大规模之间，世界名校中，几乎没有一所学校是能协调的。所以我们就在寻找另外一种办学方式，也是山大的一个特色，我们想把山大办成中国式的加州大学，山东大学现在有个威海校区，我们正准备恢复在青岛办校，将来要办成一个综合的大学系统。另外，现在我们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正在酝酿中，山东大学一定会办成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
《南风窗》：山大有什么特殊的优势或资源吗?
徐显明：山大素以文史见长，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诸如孔子、孟子、孙子、墨子等诸子百家的创始人都产生于山东，这是我们的地缘优势，我们要把山东大学打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下一步是建立世界一流的儒学研究院。我们准备面向全世界来招聘最杰出人才。
在我们的通识教育中，同样也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特色，诵经和读典将是山东大学学生的必修课。我希望，山大的学生在离校的时候，每人都应该会背诵论语，会吟诵道德经。这些基础的素养，会让学生终身受用。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呢？就是把知识、能力、素质和教养能统一起来的人，如果一定要用“素质教育”这个概念，那么，我们要在“素质教育”前面加一“人格健全”的定语，这应成为山大人才培养的特色。
《南风窗》：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性的增加，中国高等教育校际竞争也将会越来越激烈，那么，您希望在社会公众和广大高考学生中，山东大学保持一个怎样的形象？
徐显明：山东大学是一所不善于张扬自己的大学，就像山东人的品德一样，只知踏实做事。山大学生的后劲很足，三五年之后才逐步显示。作风的朴实，做人的老实，做事的踏实，还有对事业的忠实，山大以“实”为自己的特色。如果有考生要表现一生的厚重的话就请来山东大学。
山大文理医工各科教授的水平均堪称中国一流。教授就是大学，有什么样的教授，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山大教授的特点是，一不张扬，二不走穴，三不功利，是一个以人格做学术的群体。
有句话叫“京华多浮尘”，很多学者，人到了京华之后，道德和心理都会发生变化，京外学者要做十分的努力，才能取得一分的成绩，对于北京有地缘优势的那些大学，做一份的努力，就有十分的收益。
我过去曾讲，学者还是要保持适度的清贫，适度到能够维持自己的尊严就可以了。维护尊严的主要责任在学校。学者过度富有，把学术当饭碗，用学术来牟利，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是灾难。学者一旦过度富有的话，他一定会丧失思想，因为他的批判力已经没有了。中国历史上 “士”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清而高，清才看得远，所以他的见解是高远的，今天山大就有一批这样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