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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可持续发展研究先行者：可持续性不是纯粹的环境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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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坦特教授离开了中国，他的结束语是：“我所做的只是启发，而不是告知最终的答案。”
6月中旬，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哲学社会学学院之邀，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环境与社会系系主任约瑟夫·坦特围绕“可持续：价值、资源和问题解决”作了6次讲座。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师生与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
约瑟夫·坦特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先行者，远在“可持续发展”一词尚未被人们所熟知时，他已经开展了对可持续的研究工作，其20年前出版的《复杂社会的崩溃》，即是对“可持续”一词的经典阐释。
有代价的可持续性
对于可持续研究，约瑟夫·坦特依然充满信心，他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可持续性是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积极条件，但它很可能需要更大资源的消耗。”
约瑟夫·坦特的理论是，社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性要求一个持续的“能量”补充，但是社会终将复杂到一个临界线，这时整个社会将缺乏支撑这种复杂性的人力、资源和成本，那么这个社会的崩溃和消失即在情理之中。
坦特讨论了3个案例：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近代欧洲。以罗马帝国为例，罗马帝国农业产量缓慢衰减，而人口则在增加，人均可获得能量降低。罗马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向邻国进攻，获取适当的能量补充，包括金属、谷物、奴隶等。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保持交通、防御、地方政府等所需要的成本也随之增长。最终，由于成本过于巨大，占有再多的领土也不能解决其谷物减产的困境。此时，帝国分裂了。
而为了保全帝国，拜占庭的执政者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措施，主动降低社会复杂性，如减少税负、不扩张、自我约束等。近代欧洲因为找到了新大陆，从外部得到的资源补充了社会支撑成本，因此得以保存，但同时增加了社会的复杂性，殖民地随后各自脱离宗主国独立，可以看做是一场减持运动。7世纪的拜占庭、近代早期欧洲的发展轨迹，也都以不同的方式说明，解决社会复杂问题背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和后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梅雪芹评价：“约瑟夫·坦特的讲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史和论的结合。”
不是纯粹的环境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先是在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被讨论的。最广泛采纳的定义，是在1987年由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布特兰报告书所载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
坦特认为，关于可持续性问题，关键有4个问题需要提出：何为持续，为谁持续，持续多久，多大代价。
对此，他的答案是：“可持续性具有4条原则：可持续性是人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环境问题；一个社会通过成功地解决问题而达到可持续性；能源和自然资源是可持续性的基础；必须客观地权衡可持续性。”
对于现代社会，约瑟夫·坦特以石油为衡量杠杆。一个普遍的估计是，在2014年石油产量将达到峰值，此后就会急剧下降。而石油是这个社会运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能量，石油减少，意味着这个社会运转的支撑力下降，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坦特认为，社会总是面临挑战。可持续或是崩溃，来自于问题解决的成功还是失败。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找到一种丰富的不昂贵的能源替代品，那么就可以加强可持续性。能源问题是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
从对能源收益的研究中，坦特提出了关于未来的能源问题的两个观点：一是杰文斯悖论，它揭示从长期来看，技术的改进可能会增加资源的使用；另一个观点是，由可再生能源造成的环境恶化，也许比以石油为主的能源系统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更严重。
没有答案，只有震荡
“约瑟夫·坦特把可持续发展放在一个独特的能量转化的视角来看待，从而让我获得一个全新的认识，改变了以往把可持续发展仅作为社会生态保护的理解。尤其对于我们历史学科的研究生来说，从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们的理论思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刘梦菲对《科学时报》说。
约瑟夫·坦特的聪明之处是，他从不给出一个普遍性的终极答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田松说：“约瑟夫·坦特从来没有明确主张人类应该怎么样，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应思考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
田松说：“目前国际社会敦促的节能减排无疑是人类自我约束的一种形式。”
对于可持续性和全球化的关系，约瑟夫·坦特通过对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与希腊的伊庇鲁斯进行了分析和观察。这两个相距甚远的城市，居然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被现代化经济和政治侵入之后，传统的、自足的生活方式迅速丧失，依附到全球现代化体系之中。坦特说，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全球。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案例。
约瑟夫·坦特认为，全球化趋势作为强大的力量是不可规避的，但是对于可持续发展，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应有自己的解决方案。
《科学时报》 (2009-7-1 A2 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