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称谓这码事，中国人是最不善于“斤斤计较”的。举凡在某一行当得点成绩，有点名气，便可称之为“某某家”。如今媒体和公众对“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的追捧，便可见一斑。惟独“教育家”成了日渐稀缺的名衔。
我在反思何以如此之时，看到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吴锋民先生最近在报纸上感叹：“我们不缺教书匠的生源，我们期待能做教育家的苗子。”不见苗子，“大树”自然不可期也，纵然费尽心思，最后也只能望田空叹：只见小草，不见大树。
不过，我以为吴先生只说对了一半。但凡要在某一领域称“家”，天分和灵气固然不可或缺；但真正的教育家不是在书斋里培养的，而是实干出来的。他需要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远胜于教育本身。
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学校长，用刘道玉先生的话说，“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言外之意，离他所期待的“职业教育家”相去甚远。
这话当然不难理解。有了教授的光环，校长的权威，于一人而言已足以。再者说了，有了那个“长”字，什么“家”的帽子戴不得？如若那个所谓“职业教育家”的名头既不得名也不得利，何苦逐之？于是，多有人记得那个某某级别的“长”字，鲜有人拿前面的“校”字当真。
有人说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校长不仅是一个管理者，更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价值的守护者，他应该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立命。我理解，这便是“职业教育家”的信仰。
然而，现如今“校长”已然成了一顶乌纱，在位者要保住头上的顶戴，不得不整天忙于“攻关”、“科研”，还得应付“上面”各种名目的检查、验收，“教育的规律”怕是顾不上研究的。大家都在奔“研究型大学”，我自然不甘落后，唯一的区别在于谁比谁的动静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日渐式微。就连大学的专业设置也亦步亦趋，农业大学也要搞个IT专业，师范大学里的教育学专业却越来越像鸡肋。
提起现当代的教育家，我们可堪谈论的也只有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已在西天俯瞰的历史人物了。真不知这是一个“教育大国”的骄傲还是悲哀；也不知这是因为“苗子”的稀少还是“气候”的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