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9日，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官方网站刊发社论，指出来自中国井冈山大学的两位教师至少70篇论文被证明是伪造的，决定予以撤销。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不少人在对此批评谴责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当前的学术评价制度。目前，在对各种学术不端行为或学术腐败现象的揭露、批评中，多将其根源归咎于“以论文为重”的学术评价制度，主张淡化或取消对论文发表的量化考核，而用所谓的科研“实力”或教学“实绩”去评价；言外之意，如果淡化或取消对论文发表的量化考核，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就会自然减少或销声匿迹。对此，笔者以为这种意见很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基础理论或应用理论研究创新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发表一定数量的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应用性的研究报告、学术论文或专著；应用开发性成果主要就是完成一定数量的技术咨询、产品研发，或者获得一定数量的技术专利等。而发表学术论文则是以文献形式规范表述所有创新性成果最普适、最基本的形式。学术论文的正式发表意味着经过一定形式的国内外同行评议和编辑把关，相对择优地向学术共同体乃至全社会公开展示（规定某些项目成果不能公开发表的特殊情况除外），以确立科学发现、发明的优先权和知识产权，获得学界和全社会的承认或接受批评、鉴定和检验，并进行更广泛的传播和学术交流，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

 

科学研究及其成果产出固然具有很强的探索性、不确定性，需要付出高智力劳动，但最终目标是要力争取得创新成果。即使是一个大规模高难度的科研项目，在一定时间内也应有阶段性成果产出；而对探索性极强最终以失败告终未得到“成果”的科研项目，也应该或可以发表对“失败”原因和经验、教训进行分析总结的学术论文，也必须对投资者或社会有一个“科学的交代”。在当今注重效率、提倡竞争的时代，不能动辄以“十年磨一剑”、“板凳坐得十年冷”、“科学宽容失败”等泛泛之谈否定科研论文的量化评价。退一步讲，如果某科研人员确实在潜心研究而一定时间段内又无论文 “发表”，他在一定范围、一定考核期内按一定的考核指标也许暂时“不合格”，但“十年”之后真能“磨出一剑”，那么其自然也必然会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承认，获得更高的荣誉和待遇。

 

发表论文的质和量本身就是科研“实力”或“实绩”的主要标志之一。科研成果无论是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构想、新发现、新技术、新方法、新设计、新产品，都可以也必须以规范化的论文文本形式表述其最具有创新性的学术内容。如果博士研究生没有能标志其科研创新能力的学术论文发表（包括其学位论文），仅凭多读几门课程，凭什么获得“博士”学位；如果教师只以教学能力和教学实绩考核，凭什么获得“教授”资格；如果工程技术人员只以实际操作技能来考核，凭什么获得“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其实，科研、教学、工程、管理乃至任何一个行业或职业，其高境界或高水平的体现就是独创或创新，而发表论文正是记载、表述其创新成果并接受广泛监督、检验的一种最普遍适用的方式。高质量地完成实际工作只是评“劳模”或“先进工作者”的主要标准，而高级学位、学术职称或学术荣誉的获得，必须有真正创新内容并能公开接受检验的论文或论著。更不用说，发表论文以记载创新成果、传播科技信息、交流学术思想并为后代留下科技文献是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高级科研人员的应尽职责，也是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冯长根先生指出的：学术论文是劳动的反映、知识的反映、人才的反映、创造的反映，我们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目前，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确都与论文发表直接或间接相关，科技期刊更是学术不端行为的高发地带。但绝不能笼统地否定对发表论文要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学术腐败的根源主要不在于学术评价方法本身，而在于某些所谓的学者在功利意识驱使下，学术志向的迷失，学术创新的不作为甚至人品道德的沦丧，以及法规、监督和惩戒机制的缺位。

 

我们应端正发表论文的动机，加强行为自律，而更重要的是：对科研、写作、署名、投稿、审稿以至于发表的各个环节都必须有健全的学术规范和制度，以及对违规者的监督、追究和惩戒。只有本着求真务实、崇尚创新的学术理念，加强道德自律和法规约束，才能真正维护科学研究、科技出版以及学术评价的正常秩序，净化学术环境，从而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

 

可以设想，如果不从人格品德、学术规范、行为自律、法规制约以及对不端行为的监督、追究和惩戒机制等根源治理，在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中，在唯利是图的思想支配下，任何学术评价方法都将无济于事。指望废除学术论文的“硬指标”，用所谓的“实力”或“实绩”去评价创新成果或科研人才，则造假、浮夸的“实际”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作者为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高级工程师）

 

《科学时报》 (2010-1-1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