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在英国访问工作期间，得到《实验的数学处理》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的消息后，给张文裕先生写了一封信。
信中，我回忆了该书的出版经过：“1975年我去云南高山站工作前夕到先生家里告别时，先生告诉我，北京大学在山上实习的师生要我讲一讲数据处理。您嘱咐我‘不要让这些年青人失望！’……次年，先生审读了我的讲稿后，又热情勉励我将其结集出版。我一直珍藏着您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所写的多封信件和其他文件，它们生动地展现了这本书凝聚着先生多少奖掖后学的热情和心血……在这本书对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有一点用处并且得到国家的奖励的时候，我不禁回想起这许多年来，我所走过的颇为曲折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得到了先生的扶持和指导，是我极大的幸运，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当书稿于1978年完成评审，书稿的评审人、热心推动数据处理教学和出版的北大高崇寿老师建议我请张先生作序。先生爽快答应下来，经过一段时间构思，先生亲笔撰写了满满四页的序文。序文中，先生满怀热情地写道：“多少年来所盼望这样的书，终将出现了。这标志着我国实验物理已在发展，且将较大规模地发展，换言之，自然科学将在我国真正地生根和健康地成长，那么，《实验的数学处理》将成为非常必需的了！”文稿洋溢着张先生对于自然科学在我们国家真正生根的热望，对于扎根国内工作的支持和高度期许。
1972年，在筹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工作会议时，我提出需要注意高能物理和天体物理的学科交叉，受到张先生的重视，指定我进一步调研，在会上报告。会后，张先生推荐了两篇报告在《科学通报》发表，一篇是朱洪元先生的《高能物理研究》，另一篇是我的《宇宙射线与天体物理》。当《科学通报》的编辑为落实发表事宜找到我时，惊讶地说：“原来你是一个年轻人！看张先生那样着急，我们还以为是哪位老先生的文章呢！”不仅是先生提携后学的热情，更是他对于学科发展的宽广视野令我敬佩。高能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高能物理的发展战略和加速器的技术路线，张先生作为我国高能物理学科的带头人在那时就对于空间高能天文观测、地下中微子探测等交叉前沿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196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子能所宇宙线研究室，不久就去了云南东川海拔3200米的高山站参加大云雾室的建造，没有机会见到正担任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领导的张先生。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中，我同其他两位青年人从高山站回到北京，同方守贤、徐绍旺、陈森玉、何祚庥、阮图南等商讨推动我国高能物理研究起步的问题，并执笔起草了《关于筹建高能物理研究领导机构的建议》，用复写纸书写分别寄给了聂荣臻同志和科学院、二机部领导。7月，刚回到高山站，就得到聂荣臻已作批示的消息，随即成立了高能筹建处，开始了我国高能物理基地建设的起步。
1968年，云南站人员回京参加运动，而张先生的办公室与宇宙线室毗连，从而有机会同先生接触。当时，国际上宇宙线研究正在拓宽，我国有丧失机遇的危险。在卷入政治运动的同时，我们也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于科技竞争形势的焦急和要求采取措施的呼吁；少不更事，言词不免激烈。一天，张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谈了一个下午。他赞扬了我们的热情，讨论了关于发展探测技术、在宇宙线中寻找新粒子等课题的方案；他用自己的经历说明，即使在欧美国家，基础研究也不容易受到重视，需要耐心地说服政治家和出资人，勉励我们既要保持热情，又要有耐心，不要过于着急。
稍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当权者在动员会上警告一位隐藏的“美国特务”，说已经掌握了确切证据，勒令限期坦白交代；虽然没有点名，大家都明白指的是张先生。接下来的两三天里，我们眼看着先生平日慈祥的面容变得苍老憔悴，头发也明显地花白了。不久，我作为 “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来，1975年底才得到平反；之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仍然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因此，我1982年给张先生信中还写道：“这些宝贵的支持和指导，不仅仅是在党的政策已经拨乱反正后的今天，而很多都是在‘四人帮’统治的时期给予我的，更加使我感到可贵。”
张先生与我的父亲同龄，是我的长辈。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批学者从海外归来投身民族复兴大业时，我还是一个少年。几十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两代学人怀着相同的热情和追求，共同经历了国家发展的艰辛与光荣。在曲折的成长过程中，我有幸在各个时期得到张文裕、何泽慧、彭桓武、王大珩、王淦昌、肖健等多位前辈学者的教诲、保护和扶持。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前辈多已离去，我也步入老年。当工作偶有进步，或是遇到层出的曲折而焦头烂额时，眼前常浮现出前辈们理解和慰勉的亲切目光，使我不急躁，不沮丧，继续做着他们所期待于我们的事。
（李惕碚，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