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导师如暖阳、如灯塔、如挚友。一方面，他们精湛的学术造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学生毕生追求的崇高目标；另一方面，他们坚毅乐观的处世方法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为人处世，学生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常常会有自己导师的影子。回想起我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我发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常常有着三位导师的影子……

 

 

王文采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虽然我和他真正的接触并不多，但是，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他的导师形象就一直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王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只为科研，对名和利看得很淡。王先生虽然现在已逾八十岁高龄，然而，他对科研仍然不遗余力，即使是现在，他还每个星期到植物所两次，到标本馆看看植物标本，回答学生的疑问，指导研究生。一次，我正好在标本馆看见王先生，而那天正好标本馆在接待观众参观，此时标本馆里的讲解声、观众讲话声、照相机的“咔嚓”声不绝于耳，更有甚者，很多不认识王先生的观众从他身边走过，脚步声很大，即便这样，这一点也没有影响王先生的工作，他在体式显微镜下一丝不苟地解剖着植物，他那拿着镊子的手正在解剖着一个刚从标本上取下的植物材料，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显微镜的两个镜筒，我看到他那么专注的样子，虽然我很熟悉他，也不敢过去打搅他。有一回，我正上楼，看见王先生正从楼上走下来，我看见他两眼通红，比大哭了一场还严重，我很吃惊，王先生的眼睛究竟怎么了？我怀着这样的疑问问王先生的秘书，秘书说，这些都是看那显微镜看的，我说，你怎么没有给他提醒一下注意身体啊？秘书说，我说过了，可是他不听。

 

王先生即使是中科院院士，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仍然从事着科研工作。正因为王先生对科研的毕生的执著和热忱，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科研期刊上看见王先生亲自写的植物分类学文章，这些分类学著作，都是王先生留给我们大家的科学财富。可是，他虽然做工作总是一丝不苟，但是对自己的名利却看得很淡，也从不计较什么，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架子。我听说，他刚刚被评为院士的头几年，他不堪各种繁琐的会议和各种应酬，甚至有把院士头衔拿去的念头，而一心只为科研。他的秘书给我说过一件事，王先生常常自己拿出一些钱来买一些东西送给他，有时候他怕秘书不肯收，就笑着说，“前几天我和老伴去市场遛弯儿，看见这件衣服很适合，价格也不贵，我试穿着很合适，我俩身材差不多，你就收下吧”。或者说，“这些东西我是给你（秘书）家小孩买的”。

 

我和王先生的三次接触经历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次我在标本馆里向他请教问题，他深厚的学术功底、非凡的造诣以及他的睿智深刻让我茅塞顿开。一次我让他题字他婉言谢绝，我认为他务实求真，不留虚名；一次我聆听他循循善诱，富有启发性的讲课，我认为他温文尔雅，具有大师风范。后来，我把他和我的这三次接触写成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我和王文采院士的三次亲密接触》，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科学时报》上。那天，我去报社领取样报的时候，正好碰见一位50岁上下的大娘也在领取报纸，她说道：“把今天登王文采院士的报纸多给我几份，那文章写得太好了，很真切，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先是一怔，没想到这位大娘也认识王文采院士；后是一笑，这位大娘没想到王先生的文章就是我写的，文章不是我写得好，而是王先生一生只为科研、淡泊名利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只不过把这种感觉如实地记录了下来。大娘的话让我备受鼓舞和骄傲，因为我写文章得到了她的认可，而这其中都是我受到王先生的影响后写下的。后来我把这张刊登有王先生的报纸亲自送给他，王先生拿着报纸迅速扫了一眼，对我说：“你把我的帽子戴太高了啊！”王先生太自谦了，我没有给他戴高帽，大家公认的王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Peter Endress教授是瑞士苏黎世大学植物进化与系统学研究所的教授，他在多家国际著名的植物学杂志担任资深的编委和审稿人。同时，他也是一位多产的植物学家，每年他都有好几篇SCI论文发表，如今，这位大家著述等身，他在植物形态学与植物系统学领域可以说是知名学者和国际权威。

 

认识Peter Endress教授是我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读研期间莫大的荣幸。自从2006年8月他和夫人一道来西北大学（在陕西西安）作完学术报告以后，我们便一直有着通讯往来。2006年，正好是我的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时间，开题很重要，如果开题不好，开始就把论文方向弄得不合适，接下的几年时间可能就会走很多弯路，研究生论文可能无法完成，也很可能一事无成。因为我刚学习一年的基础课程，对植物学形态学领域并没有“实战经验”，更没有一个全盘打算，怀着这样的困惑，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自己的处境和问题通过email请教了Peter Endress教授。几天后，我并没有得到他的回复，我都以为石沉大海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但我转而一想，人家是国际植物学的“泰斗”，我才是一个在读研究生，他哪里会理会我这个刚出来“混”的毛小伙啊？

 

可是，正当我在失望之际，我收到了Endress教授的回信，他在信中首先对自己因为事忙回信较晚表示歉意，然后他向我仔细地说明做“Sargentodoxa”（植物属名）的意义和方法，他认为我最初的想法不错，并鼓励我大胆去做。Endress教授的来信太重要了，它如同一盏明亮的航灯，在万里之遥为我这艘独木船指明了一个航向，我根据他提出的建议，在2007年的时候我在重庆住了两个月专门采集植物材料，回来后按照Endress教授所提供的方法开展实验。后来，在实验中遇到问题我也向他请教，Endress教授都很耐心地回答，并把相关的文献粘贴给我，虽然我俩素不相识，之前我们也并没有什么交情，但是他把我当成自己在瑞士的学生一样看待，这让我十分受益。

 

和国际权威交流了几次以后，我就开始有点“跃跃欲试”——我在自己论文的初稿中引用Endress教授的话或者他在一些文章中的句子。后来，我把这个文章的初稿发给他，他看后很生气，认为我是在“盲目地猜测”，他自己并没有说这样的话，我再仔细核对这些文章，发现这些的确不是我误引了，就是我理解错了，Endress教授在自己文章中或者具体的email中的言论在那个语境下合适，但是放在我这里就不合适。那是Endress教授对我最生气的一次，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强硬的语气，他让我把这些引文都删去，然后发给我一些可以引用的文献，他让我参考这些文献。后来，即使我改正过来了，但也如同受到“洗礼”一般，直到今天，每每想起他那封严厉的email，我都有点噤若寒蝉，不寒而栗，他如同给我敲了重重的一声警钟。

 

2007年夏，Endress教授如约来到植物所作学术报告，我亲见到Endress教授，我提起Sargentodoxa，他就清楚地记得我。从email认识到那天我们面对面地交流，我千言万语竟无语凝咽，我拿着准备好的论文初稿来请教Endress教授，Endress教授一一解答。最后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说，胚胎学实验虽然很烦琐，但是这样得到的实验结论却很有意义，我希望你的文章能早日发表出来。现在，国际大师在鼓励我，我的斗志再次被激发起来，我开始努力做实验，认真写文章，我把这两个植物属的胚胎学结论各自写成科学文章，后来顺利发表出来了。

 

如今，我以第一作者的这两篇科学论文已经发表在SCI收录的期刊里面，Endress教授不让我把他列为论文合作者之一，我只好在致谢部分对他的指导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如果Endress教授能看到这两篇SCI文章，当引以为慰，颜面含笑。“学术无国界”，Endress教授可能会记起曾经有一个中国的研究生向他讨教“看家本领”，而这些文章的发表都受到了他的指导和鼓励。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著名歌唱家刘欢和英国著名歌手莎拉·布莱曼在“鸟巢”上空唱响这首奥运会主题歌，这是一句多么经典的歌词啊！ “地球村”的概念润入全世界亿万人的心田中，真的，如今的世界很大，如今的世界也很小。做科研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如果你们在从事相同领域的科研工作，即使你和他从未谋过面，但是，因为科研，大家就成为“同道中人”，通过读文章，你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通讯作者联系，说不定你就会和他成为好朋友，因为你和他肩并肩走在一起，只为一个共同的目的——探索只有你们才熟悉的未知领域。

 

我和Bruce Kirchoff教授就是这样认识的，Kirchoff教授就是美国北卡州Greensboro大学植物学系的教授。我在植物胚胎学论文写作期间，读到Kirchoff教授的一篇和我做的基本相同的文章，他的文章写得很仔细，看不出一点毛病，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请教了他几个我并不熟悉的问题，并向他说明我现在正在写一片类似的文章，问他愿意不愿意成为论文的合作者。发出邮件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得到Kirchoff教授的回信，Kirchoff教授非常高兴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并把他文章中的这些细节都给我解释了一遍，还把相关的资料和文章信息都粘贴给我，他扬扬洒洒的好几千字，简直比他写的论文都详细，更重要的，他答应了成为我论文的合作者。Kirchoff教授的回信就好像是一位美国教授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植物学课，他的严谨求实从他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来。

 

自此，我和Kirchoff教授有了一段不平凡的“科学之旅”，我把文章初稿发给他，他修改并在上面提意见然后发给我，我再写，再发给他……如此反复，痛，并快乐着。三个多月来，这位“洋”教授帮了我不少忙，我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小到一个英语语法，大到文章的篇章结构。他要求我要有良好的学术品德和素养，有时候我在文章中引用中文文献，虽然他不懂中文，但他老是感觉不放心，非让我发给他亲自看一下才行，有时候这些中文文献没有电子版的，我就用照相的方式照下来发给他。后来，他觉得还是不妥，他认为这些中文文献没有经过同行评议，可能只是作者的一个想法或者结论，并不一定能站得住脚。所以，最后，他把引用这些文章的相关部分连同参考文献都删除了。

 

经过三个月的奋战，我们的文章终于大功告成了，我们投了出去，结果反馈回来一堆专家意见，专家认为我们文章中的那个表格可能存在问题。我和Kirchoff教授得到这个消息后都非常失望，我觉得我们三个月来的起早贪黑都白费了，也让我们的兴奋点降到了冰点，我和Kirchoff教授在email里都尽量少谈或不谈文章的事情，我们只是相互鼓励着，Kirchoff教授宽慰地对我说：“不要太在意这些专家的意见，每个文章都有它们的优点和缺点，我们这个文章也有它的优点，我们从头开始吧。”

 

“困难之处见真情”，看见Kirchoff教授的email，我感觉虽然他是我的导师，却更像我的朋友，在我们论文最艰苦的时候有他的鼓励就如同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我俩又静下心来，开始潜心写作，互相帮助，查阅并核对文献，直至论文最终发表。

 

“师者，是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但是，我认为一个好导师还应有示范的功能。“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好导师不仅在学术上是Number one，同时他在人品道德上也是学生学习的楷模，也就是说，好导师时时处处都是我们的榜样，我的三位好导师具备这样特质。

 

如果把好导师比做西天那一轮圣洁的佛光的话，那么，好学生就是虔诚的朝圣者。好导师如暖阳，在科研最艰难的时候解决疑难，鼓舞精神，振奋人心，极大地鼓励支持着我们，让我们在科研路上化“穷途末路”为“柳暗花明”；好导师如灯塔，他们精湛的学术造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学生日后的学术生涯中常常以他们为目标；好导师如益友，朋友之间的亲密无间也影响着学生的一言一行，在他们的熏陶下，学生们耳濡目染，成为好导师的后继之人！

 

《科学时报》 (2010-1-8 B2 科苑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