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当下任务就是“先学好西方的学术”，这曾在中国是比较流行的一种研究意识，在我看来，却是典型的拥趸意识。
西方的学术一定是根植于西方的社会存在，“先学好西方的学术”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国的社会现实正处于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夹击下，中国的社会存在从表面上看，似乎在仿效西方所走过的道路。从而，学习西方具有了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旨归。我认为，这是一种假借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表面特征来过分渲染西方对中国的“优先性”。相反，中国的社会存在并不是复制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解释中国现实、提炼中国经验、反思中国问题，不能奠基在一种“立足西方社会的西方学术之中”，客观点讲，“先学好西方的学术”应该改换为“先读好中国的现实”。在“面向中国现实”优先于“面向文本本身”，将两者结合，这样生发出来的学术才是真正对于中国而言具有价值的理论创造。
“面向文本”与“面向事实”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向。前者表征着一种对学术超然于现实的向往，在古今中西文本中任由思想驰骋。后者则从现实问题的根基处入手，发掘所有的理论资源予以解决。似乎两种从未有一种沟通的可能性，无论标榜问题意识还是文本意识的学者实质上都在“文本—现实”这样一个框架中周旋，只不过现实的理解有所差异罢了。
悠悠中华文明，承载着具有“中国性”独有的问题结构。如何用一种将上述的“文本—现实”构架中的现实置换为一种蕴涵“中国性”的“真问题”，是中国学术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来，在数十年的古今与中西的学术争论中刚刚萌生了一种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意识，主张中国的学术研究一定要立足中国，否则，过去的研究景观，即我们的学术概念是西方的文本术语，术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必然随之一同移植，我们言说的问题不过是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学术研究的整个推进同样寄托于西方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这样一来，复制与移植似乎成了中国学术“向何处去”的唯一命运。
“学术研究立足于中国问题”基于上面的背景逐渐启示着学者开始考量当下中国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这样一个坐标系上该何去何从。正当这样一种“研究共识”被标示出来的时候，近来，有学者标新立异，提出“学术一定要‘中国’吗”的疑问，并对中国性进行了批判。其认为，当批判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都来自西方的时候，是预设了一种中国独有的正确而纯粹的言说方式。因而，在学术研究中，考量的不是惦念着“中国”，而是概念是否清晰，推论是否严密，结构是否经得起推敲，所以“中国问题”在学术分析的时候应该放在一边。并且在学术研究的时候，应该用汉语把学术分析透彻，其自然就是中国的，在“学术无古今中西”这样一个判断下，认为提出立足中国问题不过是一种混杂的情感，弱者的怨恨而已。一句话，提出反对“学术研究立足于中国问题”的学者认为“我们以先学好人家的学术为基础”，“走入概念术语的研讨中才能找到途径”。
对于批判“学术研究立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来讲，由于关切着学术研究的基础原则问题，不能任意地拨动刚刚在研究中退场的“失语症”，因而不能不加以辨析，以推进中国学术艰难而健康地前行。
“学术无古今中西”本是王国维先生的说法，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这样一句话。如果单纯地在文本中讲，古今中外的学术自由有其自身的学术谱系、学术脉络，从而古今中西有着一种“相通之势”。正如西方哲学史的谱系上，人的问题始终成为一个研究的根源性学术问题。但是，从文本的内在勾连中抽身出来，我们会发现，古代的思想家与现代的思想家、中国的思想家与西方的思想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的存在境遇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思想家可以完全在文本中去思考，但是真正有作为的思想家的成果一定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说他捕捉到了“那个时代”，从而引起强烈的时代效应。能否在学术研究中把握那个时代是至关重要的。不恰当地搬运哲学史上的说法：文本中的古今中西是一种“存在”，而现实中的古今中西却是一种“存在者”。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说法反其道而叙说为，我们关注存在的时候，却遗忘了“存在者”。中国问题就是这样作为“存在者”的“这一个”。这是西方文本中读不出来的，同样是在古代圣典中难以寻觅的。
将学术研究看做一种语言的清晰，推论的严密，就是真正的学术，这不过是一种浪漫的想法而已。此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西方学术思想的翻版。西学有云，“语言是存在的家”。将语言自身逻辑清晰度作为事实本身的辨识度，这实在是一种不加分析的移植。我们知道，“意识只能是一种意识到了的存在”，语言是根植于社会存在的，就是说，对社会存在本身的复杂性的掌控是语言能够清晰的唯一途径。一个对事实不清楚的人，即使靠撒谎将幻想的现实说得“圆润”，不过还是一种“谎言”。事实是异质性的，任何语言在对事实进行抽象提炼的时候，总是抹杀掉事实本身的复杂性。言而总之，语言在反映社会现实中，总是一种“单向度”的不完全。于是，将语言本身说清楚，并不能对异质性的事实本身说清楚，真正的说清楚应该是直接面对事实本身，即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切中为对中国问题的事实本身的掌握。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博士）
《科学时报》 (2010-1-22 A3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