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荟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2010-10-29 18: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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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病逝 享年79岁
出身名门,致力环保

 
10月28日下午4时,“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目前,追悼会日期尚未确定。“自然之友”28日发布公告称,“梁从诫先生家属希望此事低调处理,望各界朋友尊重家属意愿,感谢各界朋友的关心。”
 
出身名门致力环保
 
28日傍晚,“自然之友”网站的彩色页面变成黑白页面,同时发布了梁老病逝的公告。
 
梁从诫的夫人方晶女士介绍,梁从诫去世的病因是“内脏器官衰竭”。由于受到疾病困扰,2006年之后梁从诫身体很差。梁从诫的儿子梁鉴说,梁从诫最近两三年都基本上不认识人了,尤其是最近,就算是在屋子里,梁老也都走不动了,家人对此也有一定准备。
 
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1988年,出身名门,身为出版社编辑,北大历史系研究生的梁从诫辞去公职,致力环保事业,后在1994年创建了我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自然之友”。十多年来,自然之友累计发展会员一万余人,各地会员在当地开展各种环境保护工作,由“自然之友”会员发起创办的NGO已有十多家。“自然之友”累计获得国内国际各类奖项二十余项,如“亚洲环境奖”、“地球奖”、“大熊猫奖”、“绿色人物奖”和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奖”等。
 
为保藏羚羊致信布莱尔
 
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梁从诫给布莱尔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羊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
 
布莱尔当天便回信表示,“我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我国和欧盟环境主管部门,我希望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
 
为保护藏羚羊,梁先生曾发动“自然之友”全体会员支持反偷猎组织“西部野牦牛队”。1998年底,“自然之友”为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筹款40万元,以维持其运转的花销。当时67岁的梁从诫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亲手焚烧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
 
骑自行车的全国政协委员
 
梁从诫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生活简朴,一向是骑自行车前去全国政协开会,有一次门卫拦住不让进。原来,门卫从来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全国政协委员骑自行车来开会。
 
梁从诫的友人王军回忆,在一次政协委员考察途中,同车的人把喝完的矿泉水瓶子随手扔在了车外,梁从诫马上让停车,下车捡起被扔掉的瓶子,说,瓶子要回收。
 
梁从诫先生生平
 
●出生于1932年。
 
●1950-1958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研究生。
 
●1958-1962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师。
 
●1962-1969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
 
●1969-1978“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江西上高县“五七干校”。
 
●1978-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月刊,曾任《知识分子》杂志主编。
 
●1988年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即教授)。
 
●1989年开始,任第七届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4年,创建中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自然之友”。
 
●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
 
●2000年6月,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使者”称号;同年,被北京市奥申委聘请为环境顾问。
 
●2000年8月,获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
 
●2000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
 
●2002年,任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
 
●2004年9月,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
 
●2005年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名门世家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梁思成,1901—1972,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
 
梁从诫,1932—2010,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敏感坚强的伟大坚守者”
 
友人讲述
 
●王军 新华社记者,梁思成研究者,《城记》作者
 
梁从诫先生在有限的生命里开创并推动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中国的民间环境保护。他的逝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重大损失。
 
我是在1993年认识梁从诫先生的。那时我在做北京旧城保护的调查,在三周的时间里,每周去跟梁先生谈一个下午。我要特别感谢梁先生那时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跟我这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小记者交谈。他打开了我的心扉,让我进入书写北京城市发展史的世界。
 
大概在2003年,梁先生的身体不太好了,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是觉得以前风趣、幽默的梁先生变得沉默寡言、心情抑郁,有时候脾气很大。其实,这都是因为他生病了。
 
在《城记》出版后,我送书给梁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谈了一个下午,梁先生跟我说了很多事情,说到环境和人口问题,还谈到自己的父亲,他落下泪来。他说:“要是哪一天,环境问题‘爆炸’、人口问题‘爆炸’,你们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又谈过一次,还是相似的话题,他还是那样的心情。我说:“梁先生,我陪你出去散散心吧。”他一直想去看看山西五台的南禅寺,那是中国现存最古的木构建筑,建于唐代,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比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发现的佛光寺要早建几十年。
 
2003年国庆节我就陪他去了山西。一路上,他话不多。到了南禅寺,他真是高兴啊!一再感叹:“毕竟是唐代的啊!”又去看了佛光寺,他的心情好了大半。可在回来的路上,他又念叨:“山西的水,怎么办啊?”
 
1999年,梁先生领着我去探访位于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梁先生指着院子里的那棵马樱花树,幽默道:“没准儿小时候我还在这树上爬过呢!”他小时候爱爬树,是有名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梁先生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我和方晶老师说话,梁先生很慈祥地坐在边上,一句话也不说,就听着。也许他已经听不清我们在说什么了。但我觉得非常温暖。他活着,这非常重要!
 
创立“自然之友”之后,梁先生曾经想成立“老北京之友”,但未能成功,这也是他未了的心愿。他一直在为保护北京古城奔走呼号。他说,环境问题,不仅仅包括自然环境的问题,还包括人文环境的问题。
 
可以说,他还在承受他的父亲梁思成生前承受的痛苦,还有自然环境恶化带来的痛苦。他一个人,担着这两大痛苦,终于病倒了。
 
梁先生的心,非常敏感,非常柔软。这样的心,特别容易受伤。可他是那样坚强。
 
他是一位伟大的坚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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