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苏纪兰作了题为《从深海到近岸：我国海洋科学面临的挑战》的主题报告。从近岸到深海，苏纪兰对多重压力下的海洋如何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作了分析。苏纪兰提出，未来的国家海洋战略要重视对深海大洋的研究，进军深海大洋。
近岸：多重压力下的海洋可持续发展
最近，有科学家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指出，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无处不在，全球约有41%的海洋生态系统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还特别强调了中国的东海。
苏纪兰分析说：“根据研究，除东海以外，事实上我国的渤海、黄海、南海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关于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自然》杂志中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到了气候变化、人在陆地上的活动和人类对海洋的过度开发等三方面因素，并举例。就中国的特殊环境来讲，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如人在陆地上的活动中，我们对用水的大量需求，导致河流和地下水入海流量的大幅度减少；在人类对海洋的过度开发方面，我国近年来发生了大规模围填海的失控问题。这些问题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未来20年，甚至30年时间内都是需要特别重视的。”
苏纪兰指出，近海污染加剧引发了严重的海洋生态灾害。
据悉，从2001年~2009年，我国海洋生态总体上呈现恶化趋势。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害藻华事件迅增，且规模大和甲藻有害藻华多。到2007年，黄海发生浒苔绿潮，到2008年~2010年，每一年浒苔数量都很大。此外，还有水母暴发等问题。
“这些事件大家都认为与近海富营养化的污染有关，但没有想到来得那么快，那么大。还有海底缺氧层的问题，在中国的很多河口附近都有，在长江口特别显著。”苏纪兰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围填海开发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晒盐，第二个阶段是农垦，第三个阶段是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水产养殖，如今工业体制得到发展。苏纪兰对当今现状深表担忧，“前三个阶段，应该说基本上还是比较好的，那个时候工业不是很发达，围垦比较慢，也未改变海域属性。但是到了今天，由于工程技术的发达，围填海发展非常快，且完全改变了海域的自然属性。关于围填海大规模失控所引起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目前尚未引起我国政府的重视。无论从问题的认识或者从呼吁其重要性来看，我们海洋科学家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苏纪兰同时表示：“这不是说我们中国一定不要填海，而是我们应该要怎样做，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苏纪兰举例比较分析，早在上世纪90年代，荷兰就提出一个方案，要填海20平方公里以扩充港口。但该方案在经历了十几年时间后才最终被确定下来；而在日本，除了城市填埋垃圾以外，填海基本上是被禁止的。
苏纪兰认为，我国沿海渔业捕捞过度，导致资源补充能力下降。“中国的捕捞量是很大的，尽管我国近海的渔业资源量相对较大，但是如此大量的捕捞也是有代价的，如鱼类种群结构变化显著，经济鱼类资源严重衰退等。当然，这些变化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捕捞过度，其变化的原因与机理尚不清楚。”
此外，我国沿海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压力还包括其他陆源入海污染严重恶化海洋生态环境、过多的大型水利工程河口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全球变化下的海平面上升和近海水温持续升高为近海生态环境带来的威胁等等。
苏纪兰提出，若要认识和了解我国近海和海岸带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需要从多重因子的角度着手。比如对虾，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产量很高，但是1990年以后迅速下降，一般认为这是捕捞过度的原因，但从对虾的整个生活史过程来看，捕捞主要是影响越冬区和产卵区的成虾资源量，而其他因素则影响了对虾的补充量。
“对虾种类与产量下降，原因是很复杂的，不单单是捕捞过度的问题。事实上，有关其他经济鱼类资源的衰竭也是相同的复杂问题。不过非常遗憾，据我了解，这些问题在我国基本上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
苏纪兰强调说：“我们很难预测和判别多重压力的影响，但是，我们需要尽快采取行动！”
深海：未来国家的海洋战略需求
谈到我国未来的海洋发展战略，苏纪兰提出要重视发展深海大洋战略。
据了解，深海大洋研究在国际上开展较早，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重视不足，也没有储备足够的研究力量，如今面临人才与设备不足、难以适应国际海上权益与资源之争的形势要求等问题。
从国家的需求来说，首要就是气候预测问题，尤其是年际间的旱涝预测和台风预报。苏纪兰分析表示，海洋与气候关系非常密切，并且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但过去我国的气候研究主要是以大气为主，对海洋相关研究比较少。
对此，苏纪兰建议，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上海洋与气候变化的研究项目。现在，国外研究计划已经扩展到印度洋，已经开始工作，中国应该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地看一看这方面，更多地关注印度洋。
中国的台风比较多，台风一方面为内陆带来了降雨，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灾害，对台风的研究十分必要。
现今，限制台风及风暴潮灾害业务化预报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缺乏实时的次表层海洋观测资料，难以构建可靠的初始场；二是缺乏先进的海气耦合台风预报模式，直接影响预报精度。因此，需要开展与海上台风有关的大气海洋观测与研究，而此项工作需要很长时期的努力。
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苏纪兰指出，我国的原油、矿产等很多都是从海上运来的，应开展海洋国家安全方面的研究，比如，加强南海和西太平洋的内波、海气、中尺度涡、环流等方面的研究；而深海基因、矿产、水合物资源等也要求开展相应的深海大洋研究。
苏纪兰说，深海基础研究布局应着眼长远目标，超前规划部署，并宜带动高技术的发展。考虑到深海的特点，研究规划的实施需考虑强调现场观测和跨学科研究、与高技术研究紧密结合、建设邻近深海的公共深海科技试验平台、建立长期持续的深海观测研究计、在我国的深水海区优先开展观测研究等。
而对海洋科学研究来讲，试验无疑是最重要的。苏纪兰表示，没有海上的现场观测，海洋科学和海洋高技术的发展就是纸上谈兵。“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一个深海试验基地，而我们目前还没有公用的此类平台，比如我们作大洋矿产的研究，一般来讲大多在北方，每次做试验的时候多数是从北方匆匆赶到南海，又匆忙赶回去，试验有时也做得并不完善。”
在深海试验基地的选择上，苏纪兰说：“深海试验基地要有很好的环境，其选择需要考虑三方面的必要条件，即距深水区近且进出方便、深水区有各种供试验的海洋过程、处于高科技的环境。对我国来说，深圳与三亚皆可以满足前两个条件；若考虑高科技的环境，则只有深圳能满足。”
《科学时报》 (2010-11-10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