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重点学术活动之一“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论坛上，十多位专家学者发表见解，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建设提出意见建议——
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重点学术活动之一“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论坛，于中国科协年会开幕的第二天——11月2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该论坛由中国科协常委、中国科协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会主任张开逊主持。十多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发表见解，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建设提出意见建议。他们是：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协常委、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徐善衍，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协常委、全国劳动模范许振超，中国科协常委、河北农林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海波，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欧阳钟灿，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陈难先，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嘉麒，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张泽，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醒民，杭州自动化技术研究院院长徐赤，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
欧阳钟灿：从“费马大定理”终结看科研远离“闹市”
17世纪，法国数学家费马在他读过的《算术》一书的一页边角写下一个猜测，后人称之为“费马大定理”。此后360年间无人将其严密地证出，“费马大定理”成为一道世界级数学难题。
199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鲁·怀尔斯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牛顿研究所作学术报告。他一边演讲一边在黑板上疾笔写下一组组数学公式。后来，怀尔斯放下手中的粉笔宣布：这是他关于“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当时，在讲台下听讲的两名剑桥大学在读研究生，指出怀尔斯的证明之中尚有“漏洞”。一年之后，怀尔斯填补了“漏洞”，最终完成“费马大定理”的严密证明，其论文发表在1995年5月的《数学年刊》上。1998年，怀尔斯荣获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特别奖”。
怀尔斯对“费马大定理”的终结，取决于普林斯顿大学宽松的科研环境——在研究“费马大定理”近10年的时间里，他很少有论文发表；而他攻读博士学位的剑桥大学则有“诺贝尔奖摇篮”称誉，那里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曾造就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远离“闹市”很重要。
陈难先：诺贝尔故乡的科学视野与科学氛围
应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之邀，今年5月，我前往这所学院参与博士论文评审。这所学院的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成员，均为从世界各地请来的专家学者。在那里，如果翌日有一位博士生被安排答辩，那么，今天就会有一位世界上比较优秀的学者在这所学院以同类题目作报告。显然，第二天答辩的这位博士生必然有压力。而且待到问辩之时，专家学者将就论文的学术问题不停地追问，一直问到这位博士生的知识边界。此举对学生应对挑战能力的提升以及科学思想的形成，无疑非常有益。
在瑞典，每逢诺贝尔奖颁奖的前一天，中小学教师就会带领学生来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大厅诺奖颁奖地，迎接诺奖颁奖喜讯，讨论科学前沿问题。或许，学生们对科学问题似懂非懂，然而他们是到这里感受科学精神，向为科学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致礼。
刘嘉麒：潜心科学探索比获诺贝尔奖更重要
莫以诺贝尔奖论英雄。
我想，我们应集中精力作出与诺贝尔奖同等水平甚至超越其水平的科研成果。唯有扎扎实实地潜心科学探索，摘取诺贝尔奖才会“水到渠成”。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一种诺贝尔奖“情结”，对诺奖的渴望程度几近梦寐以求。冷静地想一想，即使拿到一两个诺贝尔奖又能怎样？何况有些奖项不那么干净，譬如诺贝尔和平奖，去年奖给奥巴马，今年奖给刘姓小子。当然，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此风马牛不相及。
值得提出的是，科学普及与拿诺贝尔科学奖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尤需尊重科学活动本身的规律。所谓“水涨船高”、“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参天大树”，是说急功近利则欲速不达。事实上，美国数以千计的科研机构，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过几十位。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科学普及与科学研究同等重要，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意义深远。
张泽：重新审视科学技术与工程评价“指挥棒”
在我国，人们经常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甚至将科学、技术与工程混为一谈，而且将其置于同一评价体系考评。这种评价“指挥棒”作用的恶果，是导致价值取向的模糊与混乱。
实际上，科学是科学家独立思考、继承与批判、自由探索活动的领域，而这种努力导致的科学发现，通常以论文形式公诸于世；技术是发明家创造活动的领地，其技术发明成果一般是以专利形式受到社会保护；工程则区别于科学亦区别于技术，它有明确的建设目标以及刚性指标。
我曾在德国的一所大学搞技术工程，那里没有论文指标，只看是否有技术发明在工程建设中发挥作用。然而在我国理工院校，硕、博研究生仅有技术发明而无论文发表就拿不到学位；教授职称晋升同样是以论文作为考评标准。于是，有些人开始抄一抄、凑一凑，想尽办法发表“论文”。
不仅如此，甚至科学、技术、工程项目资助，亦用同一把量尺、同一种指标体系衡量。结果“大树”与“小草”开始争论不休。“大树”说，虽然我多占了阳光、多占了水，可我能遮风挡雨；“小草”说，如果没有我，土壤会流失。
为此，我们呼吁政府在政策上要有利于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生态环境建设，无论对“大树”还是“小草”，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机会。
徐善衍：网上热传《到了哈佛，你就会知道中国高校的差距在哪里》
教育与构建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最近有篇文章在网上热传，题目是《到了哈佛，你就会知道中国高校的差距在哪里》，我们不妨一读。
很多学者用金字塔形容中美学生的学习能力。其差别在于，中国孩子的学习空间是正金字塔，年龄越大学习的空间越小；而美国学生的学习空间是倒金字塔，他们提升的是持续学习的能力。
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的一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女孩说：“我在这里一个星期的阅读量，是我在北大一年的阅读量。”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说，在美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加大学习任务，到了大学是最苦的。然而，中国的孩子到了大学却一下子放松下来。他们放松的4年，恰好是美国大学生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
一位中国旅美教师说，中国教育者不知道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总是让孩子直接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美国教育的聪明就在于：先让孩子感悟、思考，然后得到知识。这个时候，知识就变成了智慧，智慧其实就是创造力。他还说，学习有3个阶段：感性认识——感悟——知识，知识是学习的最高阶段。美国教育让孩子走完3个阶段才得到知识；中国教育是让孩子通过概念得到知识。重要的是，美国教育让孩子亲历知识产生的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创新能力。
方新：学术生态环境中的主流价值观
由谁营造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老一辈科学家追求真理、奉献祖国的科学精神，集中地体现了学术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基本价值观。
今年10月31日，是钱学森先生逝世一周年。中科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曾在回忆文章中说，“从钱学森在美国和他回国以后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的政治品质和治学品质同样高尚。事实证明钱学森是我党难得的政治上成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我冒昧地将他的品德和精神概括为‘钱学森精神’……”
今年11月12日，是华罗庚先生诞辰100周年。华先生曾讲过这样一句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有人曾问“两弹一星”功勋彭桓武先生“为什么回国”，彭先生回答“我是中国人，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与钱学森先生一起回国的郭永怀，当年为防美国当局阻挠，彻底销毁了他长达12年的科研笔记，而将科学数据牢记脑海。1967年1月，一次核试验结束后，郭永怀一行乘直升机回北京，不料途中突遇雷雨，飞机着火失事。就在这次空难发生后，人们在飞机残骸中找到紧紧抱在一起的郭先生与他的警卫员，他们的身躯已烧焦成炭，而夹在他们两人中间的核试验数据完好无损。
张开逊：关注我国科技发展深层次道德问题
我国科技界学术道德问题受到关注，始自舆论揭露某些科学论文作者抄袭、剽窃、数据造假。长久以来，社会对学术道德问题的监督一直停留在这个层面。实际上，上述道德问题只是科学道德中最低层次问题，是人类道德的底线。
人们对科技工作者寄予厚望，期盼他们丰富人类知识，增长人类能力，为应对严峻现实向社会提供聪明的建议。我们应在这样的背景中思索学术道德问题，在精神范畴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如今，至少有两个问题尚未引起人们重视。其一，某些重大科学技术活动中人文精神缺失；其二，科技评价体系存在明显偏颇。
人们走过央视新楼，会对它怪诞、扭曲的造型感到困惑。这种明显违背节约原则的设计，无端消耗我国稀缺的钢铁资源，肆意挥霍我国宝贵的建设资金。然而，至今未见科技界反思这种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设计理念；无人责备这种孤立价值观引发的深层次道德问题。
目前，我国许多学术机构以科技工作者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客观上使其追踪国外期刊所好，这有可能偏离科学的核心问题，偏离技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偏离我国紧迫的实际需求。
真正的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的艰难历程，是在迷雾中试错求真的过程；科学家科学研究工作的经历，大部分是挫折与失败的经历，这种经历本身就是宝贵的科研成果，它无法在期刊上表现出来。科学探索需要执著与耐心。在以论文数量为标志的评价体系中，潜心探索的学者很可能在论文数量上被评为不合格。
学术期刊是交流的工具，其自身并不承担评价科学成果的义务。评价体系的错位，很可能使科学工作者逃避艰难的探索，追逐“锦上添花”与华而不实的“成果”；使人们陶醉在论文数量“大国”的虚幻快乐之中。同时，评价体系的错位不利于我国学术活动形成稳定坚实的积累。
近代科学诞生后，科学自身已建立纠错机制，成为人类文化中唯一不存在歧见的知识体系。我们当在更深层次思考我国科学技术活动的道德问题，使哲学智慧与人文精神融入科学技术活动，建立科学技术活动的纠错机制，使人们探究自然奥秘与改变物质世界的努力服务于人类的崇高目标。
李醒民：科学思想出自科学家头脑
从上个世纪初科学在中国建制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本土的中国人依然与百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无缘。有人说，这个问题是“李约瑟问题”的现代版。这或许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李约瑟问题的前提是，中国古代科学是先进的；而当下问题的前提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是晚近才从西方学来的，因而是落人之后的。这种特定的前提以及时代的差异启示我们，在寻找该问题原因时还得另辟蹊径。
爱因斯坦曾一针见血地挑明：“人们能够把已经作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的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够作出发现。”他反问，“你能设想一个科学家组织能作出查尔斯·达尔文那样的发现吗？”爱因斯坦告诫人们：“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
在科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尚无任何一部经典是群众和群体的产物而非个人的首创。相反，《理想国》出自柏拉图，《形而上学》出自亚里士多德，《纯粹理性批判》出自康德，《资本论》出自马克思，《逻辑哲学论》出自维特根斯坦；《论语》出自孔丘，《老子》出自老聃，《庄子》出自庄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自牛顿，《物种起源》出自达尔文，相对论出自爱因斯坦……
思想为什么是个人的而不是群众的？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许振超：缺少普通劳动者的创新团队不是一个完整团队
缺少普通劳动者的创新团队不是一个完整的团队，不完整团队的战斗力肯定不强，战斗力不强的队伍在科技创新中能打胜仗吗？由此，我想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有位工人电光源专家蔡祖泉。
蔡祖泉是在科学实验室为科学家吹玻璃试管的工人。然而就是这个工人蔡祖泉，制造出我国第一盏新型电光源高压汞灯、脉冲氙灯、氢弧灯等。蔡祖泉这样的劳动者，敬畏科学，迷恋技术并敢闯技术禁区，他们最大的满足是攻克技术难关，他们心甘情愿废寝忘食地工作，无需动员亦无需考核。
在我国，像蔡祖泉这样的劳动者还有很多。比如我认识的兰州机械厂一位老车工，他一辈子都在研制高速切削刀具，退休很多年了仍在全国各地传授技术，而且分文不取。
由此我认为，构建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界更需守望心灵净土。
王海波：非理性评价导向深处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按照我国有关条例与章程规定，院士当选是因其作出重大贡献；院士称号是一个学术荣誉称号。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个奖项、一个科研项目的评审或一项科技成果的鉴定，若无院士参与就不具备资格；甚至政府的一个决策，非有院士参加就不能形成意见；特别是此类活动邀请并非本专业的院士参评，这就使得科学决策流于形式，而这个时候的院士亦就成了“摆设”。这种不科学的评价导向，其深处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不仅搞得院士们十分辛苦，亦败坏了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
徐赤：努力创造自主创新的科研生态环境
杭州自动化技术研究院成立于1975年，是杭州市规模最大的科研院所之一，亦是浙江省最早从事自动化、计算机、信息与通信技术研究开发的科研机构。
2002年，杭州自动化技术研究院由国家事业单位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踏上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探索之路。在奋力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之后，研究院将战略目标锁定在发展后劲上——确立机器视觉技术、磁应力传感技术、光电测温技术等重点研究方向，并取得一定进展。近3年来，研究院已有7项发明专利与7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权，同时还获得21项软件著作权，初步构建了研究院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基础。
在努力创造自主创新的科研生态环境中，我们有5点体会。
其一，为科研人员提供平等的“话语权”，在学术交流与学术争鸣中碰撞思想火花，启发创新灵感；其二，在新技术基础研究的探索阶段，为科研人员的自由思考与多元探索提供宽松的环境，使充满创意的新思想能够从容地凝练成熟；其三，将失败与挫折视为重要的科研成果，探索中的失败与挫折能够帮助人们选择正确的途径；其四，培育科学精神与科学道德，要求科研人员静得下心、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从制度上遏止学术不端行为；其五，以开放的机制聘请知名专家担任一些重点研究领域首席科学家，引领科技人员自主创新。与此同时，加强知识管理，使分散的隐性知识显现化。
周路明：深圳特区的成功是制度创新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构建了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然而并未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出现大规模的产业技术创新；反而长三角、珠三角一些“二线”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产业创新。
我认为，我国将技术创新的焦点过于聚焦于技术本身，结果反而影响技术创新推进速度。实际上，改革开放30年乃至今后若干年，推动创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阻碍技术创新的制度问题而非技术实践本身。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进步，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制度创新的胜利。
当初，中央政府将深圳定位为改革开放特区，而非一个技术创新基地。正是基于这种定位，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活动在改革开放的深圳特区发生。这里有两条成功的经验值得注意：一是改革允许深圳放手营造一个涌现技术创新活动的制度环境；二是开放使深圳能够大规模地与海外技术创新活动接轨。这两项实践探索归根到底是在制度层面为深圳特区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因而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现象；而深圳等沿海城市率先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机制，激活了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被压抑几十年的创新要素，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技术加工业大规模地向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城市迁移。可以说，这在世界创新史上亦是比较突出的。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的移民城市，而移民群体共有的最显著文化特征是，抛弃原有生活方式与生存环境，甘冒风险实现较高预期，而这样的文化与环境比较适宜高新科技创新创业。如果做个比喻，那就是深圳特区乃至珠三角地区的创新，是“穿草鞋”群体的创新；而北京人依据教科书创新，是“穿皮鞋”群体的创新。
（本版由中国科协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会支持）
《科学时报》 (2010-12-29 A3 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