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春节，好像是要给中国人贺年，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在出访伦敦时接受英国媒体采访，力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称按照目前的投资力度，中国的名牌大学在25年内将可以赶上美国的“长春藤”名校和英国剑桥、牛津等世界著名学府。莱文同时建议，中国学府应加强培养“批判性思维”。
作为耶鲁校友，我对自己的校长如此无知的言论感到汗颜。同时，也为了不辜负母校多年的栽培，不妨就莱文校长的话行使一下“批判性思维”。
莱文校长在此时此刻对中国的大学大表艳羡，不仅反映了美国大学既得利益集团的寻租心态（即拿中国大学的例证向美国纳税人要钱），而且也显示了自由派知识精英对大政府的幻想。在美国，赶上如今这样的经济危机，像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自己的金库（捐助基金）缩水快三分之一。但是，联邦政府对此放手不管，也不可能给这些学校直接的财政拨款。中国则不同。中国政府近年来下拨给大学的资金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2006年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几乎是前10年的3倍。北大清华从中央政府得到的大笔拨款，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莱文看了分外眼热，马上说：由于中印等亚洲新兴国家大量投资高等教育，预估25年内，亚洲地区的大学将能与美国“长春藤”名校以及英国剑桥、牛津等知名学府并驾齐驱。
莱文校长说来说去，无非是中国政府肯往大学投资。在他的论证中，这是中国顶尖大学能在二十多年内达到世界一流的唯一理由。但是，我们不妨问莱文校长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展开了已经十多年。政府的投资也是逐年上升。效果在哪里？如今200万大学生失业。大学从校长到研究生，学术造假丑闻不断。买卖论文在2009年为GDP贡献了10亿人民币；甚至最近出现抄袭一下教材的介绍性文字，就能拿到一流学术杂志当原创论文发表的奇事。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大学普遍负债，根本不可能偿还。由此如何看出中国能够产生一系列世界一流大学？第二，莱文校长是“长春藤”之领袖，不妨自己给中国人总结一下经验。“长春藤”特别是耶鲁成为世界名校，是美国联邦政府投资的结果吗？
“计划”不出一流大学
事实上，哈佛耶鲁之所以成为哈佛耶鲁，并非美国总统在白宫里发号施令，说要给某某大学几个亿，保证其成为世界一流。人家是在政府的控制之外自己拼出来的。与此相对，计划经济的关键就在于“计划”二字。一切都要中央政府指定，中央政府投资。比如，中央政府要让北大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大笔钱就砸过去，以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看看世界大学史，有几家世界一流大学是这样成功的？
10年以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滚滚而来。清华校长王大中院士面对首都几十家新闻媒体说豪迈宣布：“清华大学一直把建设具有世界一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争取完成这一目标的时间定在了2011年。”我是当年最早站出来反对这一运动的人士之一，并为此出版了《谁的大学》一书，明确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从体制到现状都和中国足球非常一致。如今离清华达到“一流”的计划还有一年的时间。清华除了从普林斯顿请回一位施一公教授外，一流的影子也找不到。当年的目标成了今天的笑谈。即使是施一公教授，在清华呆上五六年后是否还能是当年普林斯顿的那位施一公教授，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十年前闹腾了一通，事实证明是劳民伤财，失败的教训还没有好好总结。如今，这一运动的第二波又要掀起。先是施一公教授要求温家宝总理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再是莱文校长推波助澜。中国高等教育界自然会有人跟着呼风唤雨，以“学习美国先进经验”为名义向政府要钱。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如果这样的运动再来一次，中国的大学就会再一次扩张。
中国大学供过于求
我希望中国的政府和社会已经比10年前成熟多了。我也希望中国的公众能够懂得：北大清华，不是政府指令它们成为一流就能成为一流的。是否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是在于这两所学校的师生和领导如何表现，一是在于中国是否能够把珍贵的教育资源集中于义务教育，特别是让那些失学的农民和民工子弟有书读，进而补充和增加将面临枯竭的大学生源。
（作者在美国波士顿的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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