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上课都不用讲义，讲课的内容也很吸引人。最绝的是，他们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声就响了。”回忆起自己大学时代老教授们上课的情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委员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的笑。
今年“两会”前夕，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教学是高校教师的首要任务”。而目前，在很多高校当中，原本天经地义是大学老师使命的“教学”，受重视程度却节节败退。
“两会”刚刚开幕，来自各方的代表、委员纷纷热议：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究竟是谁之过？
吃饭，还是教书？
“为什么会‘重科研、轻教学’？教师们得生活，得赚钱养家啊！”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委员说得直白。
据高校一线教学管理人员介绍，目前高校对于教师的考核大多量化为工作量，普通高校教师从事专业课程教学所获得的工作量大约只占总工作量的10%。教师通过上课所获得的报酬很少，尤其是上专业课、人数少的小课（如研究生课程）收入更少，与“项目”经费和社会上一些科研人员的收入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这是很明白的嘛！搞科研有名有利，搞教学有什么？”高抒指出，这种利益导向成为教师们投入科研的指挥棒，“如果你只做教学，就会过得很清贫。比较之下做教学的人自然会不平衡——我不比谁差，为什么他能做，我不能做？”
与对教学的要求相比，大多数高校对于科研，如论文发表的数量，发表刊物的名称、级别等有非常具体的“刚性”要求。而这些“刚性”要求与教师职称、收入密切相关。
“还不仅仅是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还导致了科研的异化。”高抒说，“大家关注的是科研项目、论文数量，而不是科研本身。所以才会有论文造假，请‘枪手’做论文！”
客观属性？外在胁迫？
在另一些代表、委员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体系，不能把板子打在高校身上。
“从客观上来看，教学难以评估，而科研好评估。”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委员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学见效果要很长周期，科研效果能够立竿见影，就是看你发表的论文。在美国一些大学要升教授达到终身教职，也要写出书来，他们有句话叫‘要么发表，要么滚蛋’。”
“现在中国的高校没有一所能容忍一个教授几年不出成果，不写论文。为什么？”湘潭大学校长罗和安代表说，高校头上也有“利剑高悬”，“你看看，评价学校的标准：科研成果、办学经费……社会上、主管机构就拿这些给高校排队！”
罗和安认为，如果不是这种外在的评价体系，高校教师将更倾向于搞教学而不是搞科研，因为“搞科研有风险，但是教学就比较平稳，没有风险”。
“现在大家都一窝蜂地办研究型大学，小地方大学都号称研究型大学，”葛剑雄说，“这与整个大环境的定位有关系。”
教研相长，还是各走各路
“‘教学第一，科研第一’。这两个‘第一’是小平同志说的。”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委员认为，科研和教学“两个第一都必须坚持”，偏废任何一个“都会走向极端”。
之所以这么说，黄伯云有两个理由：一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高水平的大学。要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学科，没有科学研究是不行的”。另一个理由是，培养人才不能仅仅教授书本知识。“大学本身就是创造知识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创新、创业，特别现在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不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事科学研究，出去就是个书呆子。”
而朱清时却认为，应该把教学和科研分开来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当一批老教授就只教书不做科研，而且教得非常好，是真正的好老师。而现在，高等教育进入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只有搞科研的教师才能成为一流教师。”南方科大——那所正在组建的大学，是朱清时努力耕耘的试验田。很多人都寄望，这所一开始就被赋予“体制外”概念的民办高校能为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和创新“杀出一条血路”。
“南方科技大学会有老师只教书不做科研吗？”记者问。
“会的。”朱清时点头，回答简洁，“搞教学的就专心教学，搞科研的就专心科研。”
“考核教学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您怎么考核教师教学的效果？”
“关键是改变评价体系。”来北京开会前，朱清时正忙着“立法”，“通过制定规则，明确管理，教授治学。”
朱清时话音很清，微含着下巴，目光落在面前的桌上，有种负重似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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