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生前照片（1997年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勇因过度疲劳，患弥漫性肝癌晚期，于2005年8月5日病逝。他从7月5日检查为肝癌晚期到病逝仅仅30天。何勇自浙江大学保送研究生，读硕士、博士均提前毕业，被聘为副教授、教授均是破格“提拔”，然而却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不幸病逝。新华社发(周广利 摄)
又是一起让人惋惜的高校教师“过劳死”。何勇，这位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于8月5日与世长辞。家属与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
通过早报记者的观察，我们想客观地告诉读者，这位令人尊敬的优秀年轻学者，他生前承担的是怎样繁重的工作，他的生命在“高期望值”的工作目标中，慢慢消逝。
“他再也不用说‘忙工作’了。”何勇的夫人不时擦着红肿却已掉不出泪水的眼睛。连妻子晚饭后要求散步的小小心愿都未能满足的何勇走了，他回绝妻子的理由一直是“忙工作”。
运筹学界的重大损失
何勇带队的浙大数学系分支运筹学与控制科学目前已位列全国前列；他指导的本科学生两获亚洲高校仅有的国际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谈之奕28岁就被评上副教授。何勇安徽安庆人，1985年，年仅16岁的他考入浙大，1989年被保送研究生并提前半年毕业。攻读在职博士时再度提前一年半毕业。留校任教后，他先后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教授，任浙大运筹学与控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成为浙大数学系最年轻的博导。
在他离去不久，浙大数学系为他建立的悼念网页上，国内外同行留言痛心表示，何勇教授的英年早逝是“我国运筹学界的重大损失”。
工作考评是平均得分3倍
何勇总是风风火火，精力充沛，一学年内他的工作考评是数学系平均考评得分的三倍。因此他的去世不仅外人想不到，“连他自己也想不到，所以他对自己身体很不在乎。”何勇的妻子哽咽着说。
今年5月31日，一向身体无恙的何勇突然发烧不止，“但他一直认为没事”。6月9日以后，他还带领学生参加高考阅卷，此时他已发烧至38℃。“但他很能忍，总说工作忙因此不去医院看病”何妻说，“还是我给他去医院配的药”。后来何勇实在是挺不住了，去医院一检查却已患上不治之症，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弥留之际的何勇躺在病床上曾迷迷糊糊地说：“卸下我背上的书包”，“书包里有本书拿给我看。”他的同事张国川在纪念何勇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他已经没有力量自己放下那沉重的书包，但他仍然渴望着里面的书籍。
最了解丈夫的妻子却表示知精力充沛不是何勇的全部。“他经常一回家就喊累，然后总要躺在床上休息一会。”何勇的妻子说，过度的劳累让他很烦躁，几乎没有什么心情陪7岁的儿子玩耍。而晚饭后陪自己散步也成了妻子时时盼望却实现不了的心愿。
多身份的学术带头人
何勇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姚恩瑜表示，“作为带头人，他压力自然更大，这也是一种事业心、责任心的表现。何勇是浙大运筹学与控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是运筹学科的带头人，他跟同事们拧成一根绳决心要把运筹学做成不仅仅是全国有名甚至是国际上有名的学科。除了所里的工作，他身上还有很多任务，诸如科研、教学、学术交流。他带了15个硕、博研究生，是全系带学生最多的导师之一。
同事张国川及他带的博士生谈及何勇亦印象深刻：“能者多劳，领导总是予以重任，多给他布置任务，而何老师脾气好，往往都会接受。”就在何勇去世之时，他还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排序问题的高性能算法”。
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下降6岁
另据上海社科院年初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了调查时期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多岁。
新闻链接：高知分子“过劳死”频发
萧亮中，男，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终年32岁。据《南方周末》报道，1月5日凌晨萧亮中在睡梦中突然与世长辞。击倒这位年轻人的，是过度的劳累和生活压力，以及他内心郁积着的焦虑。
焦连伟，男，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终年36岁。据《新京报》报道，1月22日晚焦连伟突然发病去世。亲属及同事认为，这或许与他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压力过大有关。
高文焕，男，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终年46岁。1月26日中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去世。医生诊断认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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