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石元春表示，国外纷纷将生物能源提到新的战略高度，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大对纤维素乙醇等先进生物燃料的投入，技术进展迅速。而中国至今对生物能源的认识尚不清楚，重视不够。如此下去，在这场全球科技攻关中中国肯定是输家。因此，石春元呼吁：“应尽快明确生物能源在‘三农’和能源问题中的战略作用，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地将生物能源摆在合适地位。”
国外在生物能源领域不断“加码”，中国还在“打架”
石元春说：“就在我国生物能源发展徘徊不前的时候，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研发工作，对生物能源的投入不断加码。”
美国2007年《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规定，到2022年要生产和使用1.08亿吨生物燃料，减少20%的汽油消耗。尽管乙醇行业受到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美国还是完成了目标，实际生产乙醇3180万吨，比2008年提高了14.7%。“美国这个法案明确了常规乙醇和先进乙醇的概念，2015年以后玉米乙醇不再增加。先进乙醇主要指使用非粮食、非食物基制成的乙醇。”石元春说。
另据《2010美国能源展望》，到2035年美国可用生物燃料满足液体燃料总体需求量增长，乙醇占石油消费量的17%，使美国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在未来25年内下降至45%。2008年至2035年美国非水电可再生能源资源将占发电量增长的41%，其中生物发电占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达49.3%。
据了解，2009年美国对先进生物燃料研发投入资金超过20亿美元。2010年1月13日，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宣布将再投资8000万美元支持先进生物燃料及加油系统设施改造。
此外，近几年巴西生物能源也发展迅速。2009年度巴西乙醇产量为1980万吨，替代了国内56%的汽油，减排二氧化碳4233万吨，提供169万个工作岗位，已有1000多万辆灵活燃料汽车（FFVs），汽车销售中的90%以上是FFVs。
“在国外加紧生物能源研发的时候，我们还在‘打架’。”石元春忧心忡忡。他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不是技术，而是至今对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生物能源认识不清楚。我们把重要的行政和财政资源投入到了传统石化能源上，这从中国石油企业频繁在海外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可以看得出来。
2007年我国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到2020年达到15%。“大水电并不是国际公认的可再生能源，属传统能源。2005年我国大水电已占7%，到2020年大水电还将新增3%，真正留给可再生能源的只有5%。”石元春说，规划还提出到2010年增加非粮原料燃料乙醇年利用量200万吨，但只完成了20万吨。
石元春表示：“一直以来大家对风能和太阳能报道得很多，而生物能源却没有什么声音，这很不正常。结果2009年国庆前夕有关部门就宣布风能、太阳能产能过剩。我觉得，这是政策错误引导的必然结果。”
应尽快明确我国生物能源的战略地位
石元春认为，发展生物能源对增加我国农民收入、破解“三农”问题、提高能源自给率及实现减排目标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当前中国能源的第一位是石油和发电供求问题。2009年我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未来汽车产业还要消耗大量的运输燃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必须谋划未来如何解决石油替代问题。而‘生物燃料是唯一可大规模获得的替代运输燃料的能源’。”石元春担忧地说。
我国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能源发展战略和方针。当务之急就是要给生物能源一个准确定位，“十二五”第一要做的就是认识到位，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地把生物能源放在我国能源发展的恰当位置。“十二五”将是生物能源发展经历困难阶段后的一个复苏和继续发展时期，真正迎来大发展将是“十三五”。
石元春说，在美国风电发展较快，但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能始终排在第一位，预计到2035年也是如此。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条件绝不比美国差，我们有许多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只是现在就要启动起来。
发展中国生物能源模式重在“三态”
未来我国生物能源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石元春认为，概括起来，就是“三态”和多元化，突破固体和非粮液体生物燃料技术。所谓的“三态”：
一是固体生物燃料，当前主要为固体成型燃料和直燃发电。中国是农业大国，秸秆等农林废弃物极其丰富，应该充分发展非粮乙醇和醇电联厂。
石元春介绍，仅秸秆一项，我国年产7亿吨左右，其中近4.5亿吨用于能源，相当于7个神东煤田，具有替代2.4亿吨标煤和减排5.8亿吨二氧化碳的能力。“这项技术既可以造福农民，也可以给国家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发展呢？不能因为有一些问题就否决这项技术。”
地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毛乌素沙地的毛乌素生物质热电厂利用沙生灌木生物资源发电，取得治沙、减排、富民、产业化发展等多赢效果。据了解，目前该电厂已治沙造林约33万亩，拉动平茬抚育各类灌木约80万亩，收购沙生灌木约24万吨，直接使农牧民增收7000多万元，惠及5000多户。
二是液体生物燃料。石元春表示，替代车用化石燃料是我国的当务之急。以玉米等为原料的燃料乙醇在我国肯定行不通，纤维素乙醇等先进生物燃料国内10年内不可能较大规模生产。发展以甜高粱、薯类、菊芋等为原料的1.5代非粮乙醇可以迅速提高这些“非主流”作物的单产和扩大利用盐碱地、沙地、海涂等低质土地，增加农民收入。
清华大学开发的甜高粱秆先进固体发酵（ASSF）生产乙醇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09年年底，清华大学李十中教授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建设的甜高粱秆发酵罐从5立方米放大到127立方米，进行了重复试验，取得成功。
石元春说：“我们应该关注土生土长的好东西，甜高粱秆生产燃料乙醇技术对中国更有现实意义。我国有3亿多万亩土地可以用来种植甜高粱等非粮能源作物。甜高粱与甘蔗不一样，它对水肥和温度的要求低得多，从大庆到海南都能种植。技术上也是国际一流的，工业化生产没有问题。澳大利亚也在大力发展甜高粱乙醇，称甜高粱为超级能源作物。”
三是沼气。石元春认为，目前我国在发展农村户用沼气的同时，应该大力发展工业沼气。“沼气和天然气的有效成分同为甲烷，是替代天然气的最佳选择。德国、瑞典、丹麦等国已经工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沼气， 叫‘生物气’（BIOGAS），经纯化压缩后已广泛进入天然气管道或灌装运输，或作为车用燃料。我国天然气缺口越来越大，除进口外，建议尽快上生物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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