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省无锡市七房桥村，只要一提起“一门六院士”，当地无人不知。这六院士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钱易占据一席之地，另五位，有她的父亲
钱穆，堂兄
钱伟长，以及同支的
钱俊瑞、
钱临照和
钱令希。
作为这个文教传奇的唯一健在者，8月7日，钱易先生在位于清华大学蓝旗营的家中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她向记者回忆起了堂兄钱伟长，以及在钱伟长早期成长历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父亲钱穆。论及那代学人、那代教育体系对当代的启示意义时，钱易先生感慨万千，“‘三钱’已成绝响，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依然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去学习、追慕和深思。”
钱易先生生于1936年，比钱伟长小24岁，“年龄差距太大，我们不像一代人，他跟我父亲更亲近些”。钱易说，1949年之前，她跟母亲生活在苏州，钱伟长却早在她出生前就上了清华大学，此后又出国留学，所以生活并无太多交集。直到1957年，她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才真正接触到在清华任副校长的堂兄。然而，没过多久，反右派运动开始，钱伟长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师友亲属都被要求与之划清界限，“就不能再去他们家了”。
20多年后的1981年，钱易以钱伟长秘书的名义，随堂兄赴香港见到了暌别30余年的父亲钱穆，才有了又一次比较深入的交往。对那次香港行，钱易回忆说，当时，父亲钱穆知道钱伟长在内地事业很成功，也特别欣慰。
虽然交往有限，但家族的纽带联系和同处文教圈的亲近感，让钱易对堂兄的许多传奇都了然于心。这些传奇中，钱伟长的“弃文就理”让钱易感触颇深。
钱伟长上清华大学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决定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当时陈寅恪教授希望他读历史，杨树达教授希望他学文学，但钱伟长却向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读物理系。“吴有训教授劝他还是学文好，学文也可以救国，但伟长哥哥很坚持，吴有训教授最后作了让步，让他试读一年，如果数理化三门课有一门不到70分就不行，最后伟长哥哥都合格了，成功进入物理系。”
“这一切，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钱易先生说。前几天钱易先生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陕西有个叫孙见坤的学生，自愿研究国学，参加了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前后有8位教授面试他，都同意吸收，但高考下来，距离陕西省的一本线差了6分，但复旦仍然将他纳入今年录取的特殊考生之列。然而，陕西省招生办却认为他不符合投档条件，即使面试过孙见坤的8位教授联名写信要求破格录取，复旦大学校领导也在信上签字，但陕西省招生办公室还是不同意，孙见坤最后被录到了山西大学法学院。“现在这个做法，与当年钱伟长先生在清华的经历一比，说明还是当时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系统比较开放。这也说明，我们现在的很多规定，不一定是科学合理的，现在的教育体系上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钱易先生说。
“三钱”之中，钱学森和钱伟长在晚年尤为关注教育，钱伟长古稀之年执掌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前身之一），进行了大胆改革，而钱学森的“钱学森之问”，则至今仍在深刻拷问着这个时代。
钱易说，她也时时在思考“钱学森之问”。“回顾清华的历史，可以列出很多文科和理工科方面的大家，但现在这样高水平的人物已经不多了。现在可以列出来很多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但跟那个时代的大师比，还是差了一个档次。我也在反思，为什么现在培养不出大师级人物？”
钱易认为，当下学风比较浮躁，教学方式、绩效评估体系不太科学，行政化影响也很大，“部里的一个处长，对项目申报、评奖等能起到很大作用。这些都需要改革。”至于评估体系，“我们希望不要拘泥于发表多少文章，而要鼓励独立思考，一个方面有独到之处就可以了。追求文章多不是正确的评估标准，反而可能造成年轻人出现抄袭现象。”
钱易说，父亲钱穆在做小学、中学教师时，对于学术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所以才坚持自学，研究学术，经18年努力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那时候并无考核，完全是出于对研究的热爱”。而堂兄钱伟长，在上大学时毫无基础的情况下转学物理，竟然也能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在，我们中国这么多人，科技投入这么大，学术研究还难在世界上占到一席之地。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大师，父兄们的成长之路，有太多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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