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话成为稀缺资源的时代，讲真话要付出代价。当然，这个代价需要个人来付，因为讲真话的是个人。但是，当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不讲真话时，同样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需要大多数人来付。讲真话难，不仅对普通民众如此，对参政议政者甚至对政府官员也如此。

 

在盛行“用自己的嘴说别人的话”的社会氛围中，学术研究显得尤其珍贵。教育、学术是求真的，需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伪教育、伪学术为利益而存在，以忽悠为特征。青年人是中国的希望所在，“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为一个有声音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鲁迅曾如是为青年定位。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既是学术发展之条件，亦是青年发展之目标。这不仅需要青年人作出持续努力，还需要所处环境与氛围的支持。自由既是条件又是氛围。因为，没有自由，个人就无从发展，思想就无从转变，社会亦无从进步。在缺乏民主自由传统的中国，学术总是受到各种限制。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言说权利的历史。自由独立的人未必能有大的学术成就，但是，不自由、不独立的人一定不会有大的学术成就。这就如同鱼一样，自由的鱼未必游得很深、很远，而不自由的鱼一定游不深、游不远。自由独立之于学术研究，犹如水之于鱼。以至于陈独秀断言：“人类的智慧必须不受束缚，才能自由发展，换言之，人类智慧之发展，和所获得的自由程度成正比。”（《为自由而战——在武昌艺专讲演》）

 

正因如此，争取言论自由、追求独立精神成为学者做学问的第一要义。梁启超指出：长期专制对人性的扭曲和对学术的禁锢造成了思想的窒息，思想窒息的结果是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包括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价值观；禁锢进步的法门是取缔学术自由，因此，实现进步需以学术思想的自由与繁荣为突破口。“其所谓自由者，谓须使良心绝对自由，而不为肢体嗜欲之奴隶之所制。”“若单靠禁止批评，就算卫道，这是秦始皇偶语弃市的故技，能够成功吗？”（《欧游心影录》）所以，从近代到当代，有志之士无不为言论自由、思想解放奔走呼号。

 

蔡元培将大学定位成“研究高深之学问”的场所，并以“思想自由”为“大学之所以为大”的标志，在执掌北京大学时，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方针：“对于各家之学说，以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胡适将自由主义的意义概括为“自由”、“民主”、“宽容”、“和平的渐进的变革”（《宽容与自由：胡适演讲录》）四个方面，对于国民党压制青年思想自由的做法，胡适犀利地指出：“青年人嫌政治不好，你却拿脚镣手铐等等来证明政治实在不好。青年人嫌法律不好，你却拿军法审判糊涂证据等等来证明法律的不好。”“可怜今日的中国有多少文化可以统制？又有多少专家配做‘统制文化’的事？”“在这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应该努力鼓励一切聪明才智之士依他们的天才和学力创造种种方面的文化，千万不要把有限的精力误用到消极的制裁压抑上去。”（《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

 

与中国学者相同，自由民主与精神独立亦被国外学者视为学术生命。马克思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在批评德国政治进步迟缓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看到：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的认识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事实的来源都是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控诉德国政府对自由的限制。爱因斯坦指出：“教学自由以及书报上的言论自由是任何民族的健全和自然发展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历史的教训——特别是最近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清楚了。为维护和加强这些自由显出的每一份力量，并且运用一切可能的影响，使舆论意识到现存的危险，这是每一个人应负的责任。”（《保卫言论自由》）“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自由和科学》）这种自由在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在回答“保卫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有关的问题中，爱因斯坦指出学术自由是指：“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包含着一种义务：一个人不应当隐瞒他已认识到是正确的东西的任何部分。显然，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抑制知识的传播，从而会妨碍合理的判断和合理的行动。”（《为保卫学术自由和公民权利而斗争——75岁生日对“保卫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的答复》）“我认为无可怀疑的是：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法西斯和科学——给A.罗各的信》）

 

大学很大，讲座很多，明智而高尚的教师却比较少见；讲堂很大，学生很多，真正渴望真理和正义的青年却不多。陶行知指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具有两种品质：敢探未发明之新理，有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之边疆，有开辟精神。洪深指出，学生可分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壶，灌以液体，可如数倾出，仅有少许遗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数倒出，则涓滴不留；最劣为漏斗，倾以污水，水则流出，渣滓尽留其内。人总是在自己的活动过程与产品中认识自己并体现自己的价值，教师与学生互为对方的产品，这需要师生双方共同努力。“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的活人。”（《创造宣言》）陶行知如此界定教师与学生的成功及快乐。

 

学术是人为的，更是为人的。青年人的学术为青年发展服务。青年发展就是使自己拥有高尚的德性、卓越的理智、丰富的情感并富有创造性，成为完整的人。一百年前，前辈学者即指出：“人而无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任教育者，而不能养成国民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教育。以教育为己任者，安可不知此意。”（佚名：《教育泛论》）若“视学生为群羊，仁者牧之，不仁者肉之，牧之始，肉之兆也。故牧民政策之下，个人无位置，尽群羊而已。教育因尊重个人，故曰自动、曰自治、曰个性……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吾人若视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蒋梦麟：《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

 

教育是培养人的，教育学术研究是探究教育问题的主要形式，是让人成为自由、独立的人的有效方式。学术研究不仅为自己，还为我们的大学与社会。陶行知说：改造社会要从改造学校做起，否则是自欺欺人。爱因斯坦断言：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论教育》）因此，研究不仅是一种兴趣、爱好，更是一种责任的担当，是它指引着社会按照人们期望的方向前行。

 

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开辟的地方。通向未来的路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开拓出来的，在开拓过程中既改变了开拓者本人，也改变了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价值也从中得以体现。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科学时报》 (2010-9-10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