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9日，世界著名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杂志登了题为《（某）中国期刊发现投稿中有31%的剽窃率》的来信（Chinese journal finds 31% of submissions plagiarized，Nature 467，153，2010）。信中认为，这可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并举例说“在古代中国，学生们经常被鼓励仿效他们的老师们的文字”。这似乎为国内学人31%的高剽窃率找到了文化传统根源，好像中国学人的骨子里就有“剽窃（抄袭）”的文化基因。
被称为大自然的猎人的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于1975年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这部震惊学术界的著作。社会生物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将其他生物的社会行为与人类的行为作比较。威尔逊认为，从蚂蚁到大猩猩的各种动物的社会行为都有生物上的基础，并把这个观点推广至人类。他认为，从战争到利他主义的许多人类行为，也有其生物学基础，并提出了文化基因的概念。
国际进化生物学者、动物行为生态学家、被誉为达尔文猎犬的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名著《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了“弥姆”（meme）的概念，并解释说“弥姆”是意识的单元，是能够一代一代进化、综合和传递的信念，与威尔逊的文化基因概念是一致的。
生物学特征的传承是遗传基因（gene）的作用。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些古语将生物学的基因功能描述得栩栩如生。人类的文化传统（音乐旋律、信仰、习惯、传统、宗教等）的代代传承是通过模仿完成的，这里面“弥姆”（或文化基因) 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基因到底存在与否，似乎还有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关于复杂行为的基因基础和进化生物学基础，今天已有许多分子和神经生物学方面的证据。由于人类文化和传统传承的重要性，以及学者和大众对人类社会行为机理的兴趣，使得这个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
威尔逊的主要推论为：人类社会的行为是由文化传递的，文化是脑的产物，而脑又是遗传演化的产物，能基于感官印象作出决策；反过来，脑的遗传演化又是文化条件下发生的，因此，文化变迁必然会影响脑的特质。也就是说，遗传的演化和文化的演化是互动的。（《科学时报》，2008年8月21日）。
我们都知道流传在中华大地的有点调侃味道的治学古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文人治学的一种态度或者说存在的一种现象。我们也熟记从小就听老师、家长讲过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劝学警句。这也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活学活用和艰苦治学的道理。也有相对专业的人士对这个规则进行诠释：如果是照抄的话，那是“向前辈致敬”；如果是拼贴的话，那是“采撷众家之长”；如果是抄了再改改的话，那就是“化用先人古意”。
时至今日，我们对“旧瓶装新酒，新词挂旧谱”的现象也已经见怪不怪了。在荣誉的诱感下，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出卖了灵魂，忘掉了正义和诚信，在今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曾读到一位小学生家长在网上撰文，描述她在孩子学校里听到一位老师对于涉嫌抄袭作文的一位学生很善意地说：“虽然说天下文章一大抄，但是要看你会抄不会抄，偷一个人的主意是剽窃，偷很多人的主意是研究学习，所以你可要把握分寸啊！”那位家长表示很吃惊。实际上，这位老师的言论不是他独创的，是来自于一位洋人说的：“如果你抄袭一个作家，这是剽窃；如果你能博采众长，这是研究。”
中国古代文化中传承下来的治学理念里，是不是真的有 “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文化基因呢？这个理念在中国当今的自然科学学者中不知道占多大比例；在当代的社会科学学者群中占有多大比例也不清楚。所以，本文无法对“华人是否有剽窃（抄袭）基因”作出有说服力的支持或否定的结论。
如果有具体数据，通过分析各个学术群体的治学理念，发现真的与我们从祖先那里传承的这些治学文化传统有关的话，也许能对当今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抄袭和剽窃）等现象进行一些文化解释（社会生物学解释）。
实际上已经有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如网络上在2001年曾报道过华师大对学生的一次抽样调查，结果发现有近1/3的受访者同意“天下文章一大抄，只在会抄不会抄”的观点。另外，在网络上2002年也曾有过“加拿大47名同门大学生抄同一论文面临开除”的报道，说的是“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的西门菲沙大学三年级企管系和经济系共同必修统计学的424名学生上交的作业中，竟然有47人的内容完全出自同一篇东西”。看来，如果剽窃（抄袭）等文化基因（弥姆）真的存在，似乎不只在华人身上有，洋人身上也有。
既然剽窃（抄袭）是一种多文化的国际现象，那么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加强正规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教育，加强自律，方可减少这种学术不端行为。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10-9-27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