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莲
“社会责任”是个好词，但棘手的是，该词所指不明，我们只能大致揣测：1.“社会责任”不属于底线伦理，而是一个道德高标。比如，学术腐败、造假、剽窃等不在讨论之列。2.“社会责任”也不是高标“为万世开太平”，因为它强调了“社会”二字，暗含了当下，也暗含了经世致用。3.既然强调了“社会”，那么它倾向于超越独善其身。
然而上述揣测，反而让人更加困惑。拿“独善其身“来说，学术归根到底是个人私事。研究者作研究，不见得是铁肩担道义，当然也不是缺乏责任心，事实更可能是二者都不是。在研究时，只是一种被吸引：我被这主题吸引，非常想表达出来，而且想尽可能表达得好。没有个人旨趣倾注其中，学术接近苦役。
学术是个人私事的另一含义是：学术是个良心活，你怎么干，干得好不好，都是自己说了算，别人帮不了你，也不会拿着标尺监督你。这又回到棘手的老问题：究竟什么是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从高等教育学科建立至今，什么时候有过让所有人都心悦诚服的社会责任尺度呢？
比如，研究者A使用的田野调查、心理分析、定量统计，而研究者B就只有文献法和比较法，A未见得比B更高一筹。再比如，针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研究者A提出十条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研究者B在考察了大学近千年的发展史之后，认为大学根本就不应该以就业为目的。就社会责任而言，A和B也难以分出孰优孰劣。
由此可明确三点：1.社会责任与研究者的研究动机无关；2.社会责任与研究选题、方法和具体观点无关；3.各类研究都体现这样和那样的社会责任。
既然如此，所谓的社会责任云云，到底指称什么？另外，社会责任这么好一个词，自己说自己肯定不合适，社会责任是别人的措辞，但问题是：谁裁判谁？盖棺论定还是片言只语？此一时还是彼一时？
既然社会责任没有明确所指，而我们又非要用社会责任这个标尺，那么就只能跟着感觉走。举例来说：皇帝光着身子，有人夸奖，有人不吱声，有人大叫。而我们恰巧又记得这一句话：知识分子是向权威说“不”的人。那么，我们凭感觉就会作如下判断：
1.大叫者特别具有社会责任感；
2.夸奖者毫无社会责任感；
3.不吱声者社会责任感也好不到哪去。
据感觉，我们还认为大叫的孩子越多越好。但这首先不可能，因为不同研究者的年龄、阅历、性情、能力和旨趣都不一样；其次，即使全都是会叫的孩子，也不见得是件幸事。单一和同质是毁灭的状态，不是生命的状态。要说社会责任，大叫者最需自我反省；但从研究生态来看，却有理由接受高头讲章。因为在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禁忌的社会里，总得有人唱和主旋律，这和冲锋陷阵一样。如果一定要追究其社会责任，最好先花点时间考察一下当时的出版审查制度，同时也别忘了把相关编辑、审稿专家一块连坐。
不吱声者不是对现行制度进行激烈嘲讽，而是不声不响乘机偷偷干自己的事，其座右铭是：我努力！这本身就构成了与谎言的某种紧张。
最后再回头看说真话的孩子。孩子戳穿谎言，大义凛然。但大义凛然的背后是否是无知无畏？江郎才尽？以口号代替研究？小骂帮大忙？还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总之，真正的社会责任有几成？
显然，分析到此处，明眼人一看，这已经变味为某种诛心之论。这无疑将摧毁自由研究，因为这就和“文革”中的身份政治异曲同工。一旦这种方便的价值判断变成范式更是令人不安，迟早，“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类似的声音将在高等教育学界响起。
谈研究生态当然不是鼓励伪研究，而是说形势比人强，伪研究不会因社会责任这一口号有丝毫减少，而真研究又不需要道德高调。不仅如此，社会责任一词往往先入为主，让不明就里的人觉得，要是不做出与社会亲密牵手的姿态就在道义上理亏。这是十足的误导，因为与社会亲密牵手的姿态无须刻意为之，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向来不在于如何与社会亲密牵手，而在于如何在社会漩涡中奋力自拔。
高等教育向来软而好捏。之于国家意志，高等教育柔软如橡皮泥，可以被最大限度地揉捏塑形。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私立大学国有，拆解综合性大学，打压人文社科，强力调整高校布局。这一切，目的是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近年来一个较突出的例子是高等教育扩招，仓促上马。说也奇怪，尽管备受揉捏，甚至伤筋动骨，高等教育还是挺过来了。
事实更可能是，高等教育遭到粗暴揉捏之后所受的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是内伤，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却遗患无穷。建国初的院系调整不得不在半个世纪后用另一场运动来恢复；高教扩招带来的问题在十余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待慢慢消化。
今天，被社会之手这么捏来捏去，高深学问跟着社会直接需求走，人才培养更是身不由己——社会、家长和学生的就业要求空前一致，高等教育也乐得顺水推舟把人才培养蜕化为一个就业问题。
在高等教育走火入魔的时候，高等教育研究有义务帮助去火降温。这时候喊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要想不误导不添乱，只有时时提醒：“大学是要对永恒作出承诺。”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把社会责任一词从高等教育研究中驱逐出去。
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高等教育研究只有一个硬标准：论证充分确切与否；在社会面前，高教研究者只有一个责任：写出好文章。套用季羡林的一句大白话：学问做好了都有用，做不好都没用。季老在83岁高龄时写出《糖史》，当人用某种社会责任的口吻问这些冷门学术对国家有何作用时，他如是作答。
可见，关键是作出一流的研究。只要充分论证，结论有力，人们就有理由认可这种研究的社会责任。高等教育研究尽管有各种取向，各种取向之间又有很大区别，但最大的区别却在于，有些研究作得好，有些研究作得不好。再没有什么比见解低俗、内容空洞而又扣着一顶社会责任帽子的研究更令人讨厌的了。强调社会责任，倒不如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得迫切贴切，原因在于：没有独立和自由，就不可能产生好的研究，而没有好的研究，所谓的社会责任云云无从谈起。
《科学时报》 (2011-10-28 B3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