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近段时间，无锡市儿童医院儿保科变得格外忙碌，来测智商的学生明显增多。原来是一些老师要求班级里的差生来作“智商测试”，家长们反映多是由于孩子成绩差拖了班级的后腿。无锡市教育局和市政府督导室联合下发通知，严禁对中小学生进行“智商测试”，对存在此类错误做法的学校和老师，在各类评优评先中“一票否决”。（10月30日《扬子晚报》）
这几天，从“绿领巾”到“红校服”，再到眼下的“差生测智商”事件，基础教育之沉疴如同集结展览。善意的舆论将板子全打在执行者——教师与学校身上，大谈师德与教育理念的缺陷，而全然不顾教育制度“幕后老板”之责任，既有失偏颇，也未必切中要害，不过是隔靴搔痒的抒情而已。
任何抽象的辱骂或人身攻击都不应该忘记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的那句名言：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毋庸讳言的是，我们的素质教育是只存在于“皮毛”之上的，我们善于折腾的“课改”也是令人失望的。其根源不是我们缺少教育模型或理论，也不是缺少先行者与实践家，而是在于缺少新教育背景下的制度环境。
不当教师，不知讲台苦；不上讲台，不知分数重。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教师，首先是一份生存发展的职业，然后才有树人立人的使命。
当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教学质量”硬生生等同于分数的时候，公众在教育理想上漫无目的地抒情，显然不如饭碗的约束力来得更有效。即便不在基础教育界，只要留心，也不难看出其间的悖论：一面谈素质，一面狠抓成绩；一面谈课改，一面搞形式主义。而一切取向，指向的都是教育政绩的考评机制。
逼“差生”测智商的究竟是谁？表面看，是学校和老师成了“恶人”，但事实上，必有一种诡异的动力在推动或怂恿这一事件的发生。
为什么老师的概念里有“差生”之说？社会对“好老师”与“差老师”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基础教育对好坏学校如何定义？想通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所谓“万恶”的老师或学校，不过也是迫不得已的棋子。尽管他们没有如同提线木偶一般被别人拎去“测智商”，但其实他们早已被架在了教育制度环境的烤架上。
如果成绩影响不了老师与学校的资源配置，如果应试窠臼不会成为教育均衡上的一道现实门槛，多已为人父母的教师，又怎会顶着骂名逼别人的孩子“测智商”？
《科学时报》 (2011-10-31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