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各高校对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贫困生助学体系进行资助。图片来源：www.ycwb.com
本报见习记者 陈 彬
贫困生标准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诚信问题，只有全社会的诚信系统变得完善，才可能杜绝伪贫困生的出现，但这显然不是学校一方能够完成的。
一位大学生，在校前三年，一直享受着学校的贫困生助学金。到了大三下半年，为了找工作方便，他省吃俭用花500元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升入大四后，学校就以其拥有电脑为名，拒绝为他提供助学金，这令他的生活一下子捉襟见肘。
这则故事刊载在不久前出版的某杂志中，故事的主人公——那位学生在文章中也发出了“谁才是贫困生”的疑问。然而这个问题提出来容易，回答却很难。
模糊的评价标准
其实，近段时间，围绕贫困生认定所产生的是是非非并不算少。
10月26日，据桂林某报报道，当地一所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通过“票选”产生贫困生，引来一片争议，而当地媒体发现，投票认定贫困生现象在桂林其他高校同样存在。
与之类似的还有10月初，某媒体爆出了福州一高校辅导员让6名申请助学金的同学上台“竞选”贫困生的新闻，同样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
还是在10月份，湖北经济学院出台新规，规定“抽烟、酗酒、赌博等不良习气者”不能被认定为贫困生。“抽烟者该不该受资助”的争论一时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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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可以质疑学校制定、执行政策的武断；但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产生这些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目前的高校中，很多学生资助部门手中没有一套真正明晰且令人信服的贫困生认定标准，这让他们在认定贫困生时，显得有些“困惑”。
南京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贡国芳也常常陷入到这种困惑之中，身为主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副处长，每年都需要面对成百上千的贫困生，然而如何准确判定占有一定数量的、值得怀疑的贫困生的身份，却总让他和他的同事们为难。“贫困生认定与奖学金评定有着本质的差别，后者是一个定量的工作——分数高低一眼就能看清，规则制定也相对简单。然而贫困生认定标准却包含着太多的内容：家庭收入情况、家庭支出情况、家庭成员数量、家庭突发变故以及健康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简单的比较作出判断。”
以所谓“高消费行为”为例，据西北工业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胡蕾介绍，其实很多学校在学生资助条例中，都有对受助生高消费行为的限制。然而不同专业，不同年级所面对的情况并不一样，对他们的限制也不能一概而论。“单以电脑来说，计算机系的学生视其为必需品，但其他院系则可能不是，甚至同一专业的大一和大四，对计算机的需求度都是不同的，其标准很难一概而论。”
对于一些学校出现的类似“一刀切”的事件，胡蕾表示，如果学校本身规则不清，加之学校负责贫困生工作的人员数量一般不多，工作量大，有时便会出现一些武断行为。
缺失的诚信体系
尽管难定，出于工作需要，各个学校一般还是能够制定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但这并非万事大吉，资助人员还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令他们困惑的问题——如何判断学生的话是真的。
每年新学期开学，贡国芳都会关注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的贫困生，但有些“贫困生”的状态让他起疑：“如果送学生的家长穿金戴银，却拿着一份《家庭经济困难证明书》，你会相信吗？”
早在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曾就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发布过一则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学校组成评定小组，以“学生家庭人均收入对照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财政部门确定的认定标准，并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以及影响其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评议”。然而，认定学生家庭收入需要凭借有县级以上行政部门加盖公章的贫困证明。但目前来看，想在这方面造假并非难事。
“地方的职能部门需要面对众多学生，调查困难，加上一些人情关系，办一个证明并不难，然而这却是我们判定学生是否贫困的主要量化依据。现在看来，这份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完全让人信服。”贡国芳说。
对贫困证明不太信任的远不止贡国芳一人。于是，各校相关部门普遍采取走访、请学生监督等形式，加大对受资助生日常生活情况的调查。然而贡国芳自己也承认，这并非“长久之计”——学生之间存在人情、面子等问题，也有认识程度的问题。监督效果究竟怎样，谁也说不好。
“贫困生标准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诚信问题，只有全社会的诚信系统变得完善，才可能杜绝伪贫困生的出现，但这显然不是学校一方能够完成的。”贡国芳说。
工作做细了，然后呢？
对于贫困生的造假问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表示，一方面，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的投入，导致一些学生感觉“有利可图”；另一方面，高校贫困生资助一般不带有责任和义务的附加条件，使学生的付出与获得并不成比例，加剧了学生“不拿白不拿”的心理。对此，他提出学校是否可以在资助贫困生的同时，要求学生进行一定的义务性工作，以此缓解这一矛盾。
当记者就这一设想向胡蕾求证时，她却表示，就在不久前，国家已经制定了类似的政策。以西工大为例，受资助学生每学期要完成不少于80学时的义务劳动。
然而，至于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很乐观。“如果一个学生能够成功地‘骗’到县级以上部门的公章、并在层层的公示中幸免，那他弄到几张义务劳动的证明还会很困难吗？”在采访中，有人如此问道。
对于贫困生问题，西工大的做法是一方面针对不同专业、年级细化规则，另一方面充分依靠院系班主任、辅导员和同学，尽可能多地发动他们进行监督、评议，并不厌其烦地层层公示。现在看来，这种做法的效果不错。“至少这几年，我们的投诉率为零。”
尽管如此，胡蕾依然承认，这样的做法是一个“笨办法”，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请马上告诉我，但至少现在来看，我们只能把这份工作尽量地做细，这是个良心活，尽管没什么‘技术含量’，我们也只能凭着良心去做好。”
面对在贫困生认定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尴尬，别敦荣表示，想在短时间内改变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显然并不现实，但贫困生的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其实还是有可改进之处，比如，细化对学生日常消费行为判定的规定考查等。现在只是贫困生资助的随机性较大，而相关标准的修订制定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这真的需要有关部门和高校坐下来认真加以研究。
《科学时报》 (2011-11-03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