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物理学家本岛修（Osamu Motojima）去年7月担任ITER（国际热核聚变组织）总干事以来，对ITER组织的高层架构和人事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全球公开招聘5位副总干事级别的管理人员，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由10位专家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对收到的76份简历进行严格打分评级后，每个职位有3到4位候选人进入面试环节。候选人要在1个半小时里回答10位专家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由中方推荐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金炬，出现在今年6月ITER组织理事会通过的最终人选名单上，并于9月担任ITER组织副总干事一职。
金炬的成功入选令ITER组织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主席
万元熙院士感到十分欣慰。但与此同时，ITER组织中方派驻职员只占5%，与中国所承担的近10%的建设经费比例不相称的现状，也让他倍感忧心。“不只是现在，未来5—10年，甚至更远的将来，随着ITER计划的深入和我国自主‘建堆’的需要，核聚变人才缺口将更为明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为我国核聚变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
人才紧缺是最突出的“短板”
当被问及我国在参与ITER计划开展核聚变相关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时，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李建刚坦言：“人才紧缺是目前最为突出的‘短板’， ITER计划研究涵盖了数十个技术领域，每一个领域都需要很好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技术人员组成人才链来支撑研究，不只是中国，其他国家同样也面临着核聚变人才紧缺的问题。”
在分析造成人才紧缺的原因时，李建刚认为，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核聚变领域的研发经费投入太少、投入强度过低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送到美国留学的100个人里，现在还留在核聚变领域的不到10个人，美国也是一样，他们每年培养几百个核聚变研究的学生，最后留下来的也不到十分之一，很多人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只好转行去了华尔街、硅谷。”
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副主任罗德隆介绍， “目前中方在ITER组织职工总共20个人，所占比例才5%，总数最少，现在的问题是派不出人去ITER组织，这也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
“即使派得出去人，也要通过竞争才能被聘用。”在万元熙看来，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之外，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国际合作能力也是国内工程技术人员想要进入ITER组织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万元熙还指出，要想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首先一定要非常自信，在讨论问题时要积极表达个人观点，而不能总是说“No comments”（没有意见）。
尽快落实《人才指导意见》是关键
面对核聚变研究人才紧缺的现状，抓紧培养和储备核聚变人才后备力量已是业内共识。今年3月，国内核聚变界的100余名专家代表聚集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参加由科技部联合教育部、中科院、中核集团召开的核聚变能发展研究人才工作会议，为核聚变人才培养出谋划策。
“几个部委专门为一个领域的人才培养召开全国性的会议，这在国内还没有先例”，罗德隆说。
未来10年我国核聚变人才培养路线图也在此次会议上发布。由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中核集团联合制定《关于促进磁约束核聚变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紧紧围绕我国磁约束核聚变能研究和ITER装置建设和运行，以需求为导向，逐步构建起一个层次、布局、学科合理的磁约束核聚变科学与工程研究和技术研发的人才培养体系，利用10年左右时间，培养2000名从事聚变科学与工程研究以及技术研发的各类人才。
万元熙表示，《指导意见》中最振奋人心的一点是：在现有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基础上，以磁约束核聚变人才培养基地为主要依托，按照一定的比例，逐年扩大等离子体物理和核科学与技术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招生数量，力争每年以推荐免试方式招收直博生的指标不少于200人。
然而，令李建刚倍感焦虑的是，人才会议召开了，《指导意见》也下发了，但到目前为止，每年200人的直博生指标具体如何分配还是个未知数。“这些指标具体分配到哪些学校或科研院所、哪些专业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措施，我们申请指标的报告打上去了也没有得到回复。”
李建刚认为，当务之急是需要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商量制订落实《指导意见》的具体措施。“按照目前全民教育体系，必须先有招生指标才能招收学生，如果不尽快落实，再过10年，还是缺2000人。”
作为国家磁约束聚变堆总体设计组（筹）组长，万元熙告诉记者，从总体设计层面来考量和分解聚变研究所需各专业人才数量是总体组重要任务之一。“根据总体设计方案，可以明确真空、低温、物理试验等研究领域分别需要多少人，从而为200人直博生指标的分配提供科学依据。”
加快人才培养还需“特殊政策”
采访中，万元熙一再强调，聚变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受语言能力、工作经历等的局限，中方派出人员在竞聘ITER组织职位时往往处于劣势。
“目前在ITER组织中，2/3以上的核心科学、工程技术和技术管理领域几乎没有中国人任职，这必将影响到中国的权益，要想尽快改变现状，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
对于“特殊政策”，万元熙表示，专门召开人才会议、发布《指导意见》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目前在国际聚变界有许多著名学者是海外华人，如果相关政策能再宽松点，允许拿到绿卡的华人学者也能代表中方去竞争职位，成功的几率会高很多，中方在ITER组织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会随之大大提升。“韩国在这方面就做的很好。”他说。
为提升中方派驻ITER组织人员比例，罗德隆也是绞尽脑汁。“解决办法之一是派访问学者出去，‘免费’为ITER组织工作，等他们被对方所熟悉和接受之后，再参加面试，正式上岗”。
在加紧向ITER组织派驻人员的同时，国内聚变人才培养步伐也在加速。罗德隆介绍，除了在一些学校增设核聚变学科、核学院之外，国内ITER配套计划也针对人才培养，面向研究生安排了课题，这也是为未来人才储备播撒种子。
“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机，一方面国家对聚变研究的投入大幅提升，同时参与ITER计划和将来自主‘建堆’给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实践机会，随着《指导意见》的落实，假以时日，必将成长出一批优秀的聚变人才，未来中国一定会在国际聚变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展望中国聚变人才发展的未来，万元熙显得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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