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秋
近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庆熊在该校学术委员会网站上发文称，11月10日，因知名艺人来访，应该上课的35名武警班学员被团委叫去维持秩序而集体缺课。感到愤怒的张庆熊感慨地说：“复旦的世道变了。”（11月20日《北京晨报》）
该校学生会对此回应称，“这次事件主要是由沟通上的不完全和我们工作不够深入细致造成的”，因为时间较紧，武警班同学没有事先告知任课老师。在得知学生有课后，在场老师随即带领同学回到课堂上课。
相比张庆熊的“愤怒”而言，学生会的这一回应显得相当老练而淡定，以至于不少网友认为张庆熊有点“小题大作”。
不过，细究之下则可见学生会的回应明显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团委也好，学生会也罢，有权力在不经过与教务部门、学院，或者哪怕是任课教师沟通协商的情况下，直接让学生集体缺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过，复旦团委以行动证明，他们有这个权力，或者是自以为有这个权力。
大学以育人为根本要务，课堂则是育人的第一阵地。因此，课堂始终被认为是大学里最神圣的场所。课程安排一经确定，除非遇到不可抗因素，一概是风吹不倒、雷打不动。连任课老师迟到、上课时接听手机等都会被视为教学事故，要受到处罚，更不用说随意调整课程、动辄让学生集体缺课了。
不过，大学课堂的这种神圣地位，近年来随着市场文化与官场文化对大学的不断侵蚀，已经慢慢变味。上级领导驾到，要与教师座谈，自然不惜调课、停课；社会名流光临，作报告需要人气，自然要安排学生捧场；举办重要典礼、活动，不能冷场，更是随便拉学生站台……大学4年里，没有在应该上课的时候被拉去当“道具”的学生，怕是极为稀少。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为迎合“小巨人”姚明的档期，上海某名校甚至打破规定，“一次次推迟报到时间”。有人因此感叹：“姚明面前，无比矮小的中国大学。”
显然，这是行政权力干预正常教学秩序的典型表现形式。可悲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学管理者、教师、学生对此习以为常，甚至以为理所当然。也因此，此次复旦集体缺课事件中，无论是团委下达指令，还是学生执行指令，乃至学生会回应质疑，都显得自然淡定、波澜不兴。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张庆熊“愤怒”的声音尤显难能可贵。大学强调学术优先、育人为本，就应该让教授的声音占据压倒性地位，就应该将课堂、图书馆、实验室作为最神圣的领地。这才应该是大学的最高原则，而不是长官意志和行政权力，更不是商业文化和明星时尚。
《科学时报》 (2011-11-21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