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在形禁势格的今天，我们最有必要回首过去的名校。上半年有一回我应邀去高校讲座，谈“阅读的阅历”，推广“少偷两棵菜，多读一本书”的理念，方才晓得如今外请人员到高校开讲座，得报请宣传部门批准。这样的教育是绝无希望的，这样的方式荒谬得出类拔萃。难怪自清华毕业而拒不掺和清华百年校庆的著名学者资中筠发出痛心疾首的肺腑之言：“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浙江三位优秀的作家，日前联手推出“百年江南名校”三书：孙昌建抒写《浙江一师别传——书生意气》，谢鲁渤点燃《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赵健雄喷绘《中国美院外传——时代的颜色》。三本书一下子把我们拉进过去的时光，正如《浙江大学前传》最后一章和后记的标题，让我心生感慨：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去老浙大夕花朝拾。
悦读，好看。这三本书都不是一本正经的校史学术著作，而是大文化散文，大教育随笔。第一视角是人物，他们是教育家、教授、学人，在名校经历中凸现出来，每个人的故事，都折射了教育的历史，都有使人内心驿动的理由。尽管书名写为别传、前传、外传，但在思想内涵与精神品质上，是真正的正传。三位作家写作风格各具特色：《浙江一师别传》朝气，《浙江大学前传》灵动，《中国美院外传》实诚，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如今高层领导们高瞻远瞩能够重新定义未来，我们普通人只能审视过去，从而发现真相，找回真实，回归常识，从此，我们可以重新定义曾经。给未来重新定义的事比较难办，因为未来无法被扭曲；而曾经的过去，向来被扭曲得像麻花，早已不成样子。当我们发现老课本重印畅销、老作文激动人心的时候，终于明白：那个时代什么都乱，但教育是最不乱的；那个时候没有大楼，但培养了许许多多真正的大师，而大师大都任教于学校，又培养了许多大师。
大师是有品格的人，时代造就他们，他们造就时代。时有顺阻，地有广隘，位有荣辱——他们冷暖沉浮，风云际会；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浙江一师别传》里，我们看到海归鲁迅的“第一桶金”，李叔同首开的人体模特写生课，教育家经亨颐的10年苦心经营；在《浙江大学前传》中，我们神往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谈家桢、贝时璋、马一浮等等一大批科学与文化精英的生活经历、学术风貌；在《中国美院外传》上，我们一睹蔡元培的登高望远、林风眠的调和中西、潘天寿的专心致教、黄宾虹的超凡脱俗……
这个世界，总需要一些人超凡脱俗仰望星空。可谁曾想到，在今天，大学校长们多以做官为乐，多以级别为荣。“权世界”竟然就是他们的“全世界”。多少校长，官气洋溢，人文素养，几近于零。
今非昔比的不仅仅是“教育官”，当今教授满地走，许多人弄科研是为了捞经费。在垃圾式科研体制下，产生出大量垃圾式科研成果，剽窃抄袭，鸡毛一地。
而更可怕的是，不少教授成为极左的急先锋，其价值观堕入“文革”时代，反对普世价值。
教师的没落，是教育没落的表征；教育的没落，是社会没落的先兆。作为公共品，教育的投入低到见底，只能通过高收费向受教育者家庭剥夺。而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中国的中学生们成了全世界最苦最累的群体。考试即人生，分数即成就，这多么荒谬。教育的体制没落了，教育的投入见底了，教育的精神没有了，别说几十年，就是几百年也培养不出大师。
英国诗人约翰·堂恩在名诗《丧钟为谁而鸣》中感叹：“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要想社会不致沦陷，教育就不可敲响丧钟。那么，还是回过头去，听听那浙江一师、浙江大学、中国美院曾经的晨钟吧！让曾经的书生意气，让曾经的烛照光焰，让曾经的绚丽颜色，照亮今天！
《科学时报》 (2011-11-22 B4 读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