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军
由于我们传统文化中没有研究知识或知识论的理论传统，所以历史上也就相应地没有分科治学的学科设置。这种分科治学的设置开始于亚里士多德，完成于近代的欧洲大学。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我们逐渐抛弃了书院的模式，而创设新式学堂，开始知道分科治学对于促进学术进步和知识发展的益处。
分科过细难以培养创新人才
分科治学在历史上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进步与发展。知识的急剧膨胀和迅速传播就最为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过去十年中，信息数量以几亿倍数在增长。知识与信息增长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世界的性质。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知识与信息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就是，过于琐细的分科设置只能培养和造就大批拥有某一领域的专精知识系统的专家，但绝对不可能出现知识创新人才。
早几年，美国大学已出现跨学科交流的创意和计划。无疑，这样的创意和计划是符合学术进步与知识创新的新趋势的。
但在我们国内高校，由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却无人过问或在意这样的改革高等教育的大问题。因此，我们现在的大学研究机构遵循的是过度分科治学的原则，出现了研究中国文化的不懂西方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的对于中国文化隔膜不通的现象；培养了大量具有某一领域内的精深知识的专家学者，却创新乏力；学术视野狭窄，缺乏跨学科的方法论和知识方面的训练；没有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分科治学的基础上力图打通各学科的界限，综合中西文化各自的长处，推陈出新，建设中国新文化。如，中国现代研究院的学科综合工作将以哲学理论为基础，综合人文学科、社会学科、文理、理论与技术等；强调相近学科即人文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交叉；重视跨学科之间（艺术与科学）的融合；重视学理研究与技术的综合；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
强调跨学科研究不是完全否认分科治学的重要性，更不是说分析方法弊端丛生，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的综合的思维上去。
知识创新须加强知识研究
我们的文化素来没有重视学理或理论或元知识研究的传统。尤其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我们始终认为自己文化之所以在西方面前溃败，乃是由于我们的物质文明不行，而没有看到西方物质文明背后的两千多年来漫长的科学理论研究和积累。
正是在这种片面认识的指导下，自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至今日，我们的社会看重的只是技术或工艺。很少有人去从事深奥的系统的理论研究。
殊不知，技术正是学理知识体系支撑的。要在国内积极提倡知识创新，就必须改变这种重术、不重学的局面，加强和鼓励理论的或知识的研究。
要根本改变目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投入方式。政府很重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建设，但目前的投入方式却难见成效。因为这种投入方式完全与知识创新模式背道而驰。
笔者建议，要重视对基础学科、理论研究的投入。基础学科与理论研究的投入不应采取项目制，而是要普遍改善此领域内全体研究人员的研究条件，应将研究经费、购书款项、开会差旅费打入个人工资内，而不是采取报销制。此种投入方式可以极大地降低甚至取消高校和研究机构内的行政过度干预学术的现状。同时，反对将研究人员人为地分割为三六九等。要坚决反对急功近利的硬性科研指标评价体系，此种评价体系不但无助于我国的知识创新，反而会损害、阻止知识的进步与创新。
大学本科的教育模式，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模式亟须改革。要采取跨学科式的教学模式，理、工、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之间不应有硬性区分。温控、工科学生要选修理科，反之亦然。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有人文、艺术、体育等方面的训练与素养。
现在大学教育体制的弊病是学科设置过于琐碎，分化太细，只能培养专家或技术人员，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知识创新的人才。同时，教学模式不应是灌输式的，而应是对话式的、讨论式的、启发式的，强调注重过程式的教学模式，不要过分强调结论或结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科学时报》 (2011-12-08 A3 观察)
